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改善民生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在加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资的同时，持续加大教育、社会保障、就业等领域投入，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更好发挥其职能作用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职能不断深化，为支持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提供了有力保障。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支持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十三五”时期，各级财政累计投入7.5万亿元，拉动交通运输领域形成超过16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十四五”时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33万亿元，支持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新型基础设施财政投入，2023年至2024年用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增规模合计达到776.04亿元，2024年12月又将云计算、数据中心等纳入专项债券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有力支撑相关建设。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央财政陆续设立工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供稳定财力支撑。加力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化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出台一系列重要改革方案，着力构建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财政投入与管理机制，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科技支出从2012年的4452.63亿元增至2025年的12062亿元。

　　推动民生保障安全网进一步织密扎牢。促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2014年的每人每月70元提升至2026年的每人每月163元。突出就业优先导向，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投入从2012年的454亿元增至2025年的667.4亿元，通过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有力保障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积极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围绕教育、养育、住房、医疗、养老等重点支出领域，设立7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有效减轻家庭负担；2012年至2025年，全国教育、卫生健康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合计从41072.73亿元上升至109279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从32.61%提升到38.02%。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2024年和2025年分别投入1500亿元和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2026年继续安排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有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

　　适应发展需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

　　从“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看，“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更好支持改善民生和扩大人力资本积累，是财政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求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彼时，基础设施薄弱、工业体系尚不健全，发展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与之相适应，财政资源配置以投资于物为主，推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选择，也为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契合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条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阶段、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包括“有没有”的刚性需求，还包括“好不好”的品质需求，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新期待愈发迫切。同时，随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下降，单纯依靠物质资本投资不可持续。在这一背景下，财政资源配置必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由侧重投资于物转向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提升相互促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助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财政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区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要求财政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持续完善医疗、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加快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人力支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求财政聚焦民生领域短板持续发力，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缩小区域、城乡、群体间差距，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公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要求财政既要持续支持完善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也要强化文化等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促进人民群众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要求财政以物质资本投资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以人力资本投资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助力我国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把握原则找准路径促进二者紧密结合

　　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立足当前发展阶段和财政紧平衡客观实际。要明确基本原则、找准政策着力点，持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优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构。

　　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重在主动作为、积极施策，强化民生导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展现财政担当。针对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财政应主动发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量力而行”重在从实际出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违背规律就会搁浅或翻船”。民生建设具有长期性，不能脱离实际、盲目攀高。当前，我国部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财政运行总体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此背景下，改善民生、强化人力资本投入，更应科学把握推进节奏并明晰保障边界，确保投资规模和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推动民生改善与人力资本培育可持续发展。

　　强调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投资于物的地位下降。发挥财政作用更好支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关键在于推动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增效。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情况，不能将消费与投资简单对立，片面追求消费拉动，忽略消费内生动力不强的深层次症结。当前居民消费能力偏弱，重要原因在于收入增速放缓、收入预期不稳。推动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离不开投资于物的支撑。如果盲目弱化投资于物，不仅会导致优质就业岗位流失、制约新动能成长，而且可能错失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机遇，使投资于人缺少物质条件。

　　在实践中，要立足提升财政政策效能，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与完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激励作用。一方面，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合理规模的同时，稳步提高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在物质资本投入上，坚持精准补短板、强弱项，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加力扩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人力资本投入上，推动财政资源向教育、健康、技能培训等领域精准倾斜，构建分层分类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训，完善培训补贴与就业服务配套，增强劳动者职业技能，提升其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健全投资于人的税收政策体系。个人所得税层面，完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动态优化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扣除标准，探索与物价水平、区域发展情况挂钩的调整机制，强化对家庭全周期人力资本投入的税收支持。企业所得税层面，对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等人力资本投入实施加计扣除，实行差异化优惠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企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物质资本投入给予配套税收优惠。消费税层面，充分发挥其引导调节作用，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从源头减轻公共卫生支出压力，提升财政民生投入综合效能。

　　同时，要聚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一是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将全国性或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事项明确为中央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交叉重叠的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事项。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强化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二是强化财政资源统筹能力，适当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盘活各类存量资金与闲置资产，加强跨领域资金整合，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发展提供财力支撑。三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健全地方税体系，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增强地方民生保障与建设投入能力。四是健全预算管理制度。强化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建立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的衔接。五是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重点保障新型基础设施、民生等重点领域融资需求，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协同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