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0月8日,罗默教授(Paul M. Romer)荣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其奠基的新增长理论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恰在当前,沿循这一规律,全球新经济正在种种迹象之下迎来“蜕变”。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新经济兼具“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根据两类效应相对强弱的不同,新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危机十年,“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导致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第二阶段是后危机时代,两大效应地位反转。新经济亟待打破路径依赖,凭借科技革新实现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展望未来,在市场力量和政策监管的双重引导之下,“蜕变”带来阵痛,更带来新生。在新阶段,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中国新经济发展亦将因此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效应与两大阶段。根据学理,经济长期增长主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正如我们在《独角兽回归与新经济崛起》(2018年4月2日发表于FT中文网)一文中所指出,对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两大正向效应。一是“信息优化效应”。通过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经济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效应”。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针对新技术的投资提速,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

　　从两者关系来看,“信息优化效应”本质是现实局部最优化。在“信息优化效应”充分发挥后,则必须以“技术进步效应”为引擎,从较低级的最优化迈向更高级的最优化,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从具体实践来看,“信息优化效应”的主要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并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提供者则是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并据此支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然“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但是两者贡献的相对大小因时而变。因此,根据主导效应的转变,新经济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危机十年。在这一阶段,新经济的“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其典型表现在于,一方面,互联网企业成为本阶段新经济的主力军,深刻重塑市场机制,有力优化资源配置并赚取由此产生的红利,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危机十年始终未能出现革命性的科技突破,反而是上一轮信息技术浪潮的衰退成为各国经济挥之不去的困扰。基于此,在这一阶段,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甚至呈现一定的逆周期性。例如,2008-2017年,科技股的表现保持长期坚挺,超脱于股市的起伏动荡,亦明显优于全球复苏的总体走势。其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叠加全球长期货币政策超宽松的负面成本,造成了要素市场扭曲、要素配置阻滞。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够凸显“信息优化效应”的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增强新经济企业发展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