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总的来说,这40年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虽然问题也很多。但如何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中国下一个40年的发展,在官方和民间以及持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学者间,差异极大。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比较活跃的、也是官方看重的学者李稻葵近日在一个论坛上说,要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写进美国教科书,遭到一些人的讥评。李稻葵的大意是,中国经济升级遇到了经济学瓶颈,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和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美国以这套理论要求中国,和中国打贸易战。中国要想西方明白和理解中国,就应用经济学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并使它进入西方教科书。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使命。

　　李稻葵此说并不新鲜,10年前,就有学者表达了类似意思,只是没说要进西方教科书。固然,用中国的经验去补充或者完善现有经济学理论,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毕竟,中国改革开放有人认为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是,像李稻葵一样,鼓吹中国经验的一些人也是“别有用意”。他们的根本立足点是,中国改革开放不是学西方理论,后者对中国经验是盲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重写经济学理论。李稻葵不隐瞒这点,他说,中国经验表明我们以前对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认识是错误的,教科书要改,在基本原理上要讲中国。教科书改了后,用它培养出来的学生进了白宫,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来跟中国谈判打贸易战。进一步,将改革开放经验写进西方教科书,是要对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确实有许多具体的经验和做法可总结。从操作或者技术的层面上看,这些做法和经验可说是“中国”的,或者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在本质或者哲学上把它说成是“中国”的,颠覆了经济学原理,往好里说,是一种“自信”,往坏里讲,也可认为是“不自信”,是一种学理上的焦虑心态作怪。

　　其实,一些人对所谓的“中国特色”能够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中国在40年的发展中有一个强政府,这个政府用强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心无旁骛地把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有一个长远规划,同时用举国体制去解决发展中的难题。这的确可以看作中国取得成功的一条“经验”,但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建立或依附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才有效。如果抽离了这个条件,把它上升为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为中国智慧,则是大谬不然,根本是错误的。

　　观察和还原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它取得成功的经验实际上非常简单,一点也不神秘,一点也不“中国”。这就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释放人们的致富欲望,以此激活官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特别是非公经济的发展。

　　这里必须提到市场。市场之所以重要,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而剥夺人们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前普遍没有市场,或者市场规模非常小,成为失败国家,今天的朝鲜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也充分证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