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杭州两地试验“无人超市”,没有收银员,购物付款全自主。比较特别的是,当顾客扫描二维码时,跳出的页面没有付款金额,需要自行输入。称:“付不付钱、付多少钱全部由顾客自己决定,就算有人拿了东西就走,也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商品其实是有标价的,只是结账的时候,却故意含混让顾客自行输入价格。结果是,杭州的那家超市实收款差了3000元,付款率为82%。北京的超市没公布数据,但发生了有人只付10元钱甚至分文不给,就将名贵烟酒带走的情况。还有一个外国人,回家发现少付了5元钱,晚上特意赶来补交。人性的复杂性,在此得到多样的彰显。

　　试验的组织者宣称,通过这次实验,对中国的信用社会更加有信心;但网上的很多舆论则认为,内地信用环境还不成熟,无人收银模式“肯定行不通”。笔者觉得,后者是被误导了,无人收银模式完全行得通。问题出在这次活动的组织者身上,他似乎深受“半吊子”营销学的影响,故意设置出一场炒作价值大于实际意义的试验。

　　“无人超市”在欧美早有实践,在中国也非新鲜事务。河北石家庄老火车站附近2013年开过,安徽九江学院学生在该院图书馆也开过。从媒体的报道可知,石家庄那个商店,经常“失窃”;九江学院的超市,则因接连出现超百元的营业额出入而一度歇业。学校是熟人社会,且超市有监控镜头,尚且如此,可见商业逻辑不能背离人性。

　　如果缺乏规制,人性中贪图便宜的基因就会发挥作用。这个规制,或者来自内心的道德律令,或者来自外在的强行监控和处罚机制。如果一个人内心的道德感足够强,即便没有外在的规制,他(她)也会为自己的商品交易行为负责,譬如那位夜里补交5元钱的老外。但当涉及到的金额足够大而又无人看守时,譬如是50万美元,可能这位老外也不会归还。尤其是,一个试验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多数人时,情况就更不同,一定要考虑外在的制约,否则即有诱导犯错之嫌。

　　从杭州和北京的无人超市试验看,设计者故意在超市留下贵重的烟酒,又刻意制造了一个漏洞,即在扫描二维码付款时,不自动跳出金额,而要顾客自行输入,似可理解为是他们故意留下陷阱,以求得到更易传播的新闻效应。

　　在金额可自行输入甚至连二维码都可不扫就走人的情况下,还有82%的付款率,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但如果将试验地点从北京、杭州换到其他三四线城市,可能效果要差一些。收入越高的群体,相对越不会因一些小利而违背规则,所谓的“仓禀实而知礼节”。但如果有高档烟酒存在,就应该有外在的制度设计,保证交易的公平发生。

　　这其实并不难,除了有电子监控和扫描二维码时自动跳出金额外,增加在进出门时刷与个人信用相关联的卡片或按指印等程序即可。中国在这方面的构建还不完善,但只是时间问题。

　　凯恩斯1930年在《我们孙辈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一文中说:“在未来,你会无数次听到这个词—"技术性失业",意思是指由于探索节省人力劳动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新岗位的生成速度而造成的失业。”他认为从长远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正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除了诚信问题,“无人超市”给予我们的另一观察维度,是整个服务业所面临的大变局。新技术终将规制我们的人性,并改变经济业态,在即将到来的新经济业态中,“无人超市”实在算不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