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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有利时机 优化境外投资结构

2013-08-01 00:00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

  一、境外直接投资正处于良好机遇期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直接投资规模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07年,全球境外直接投资为2.2万亿美元,2011年下降到1.7万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包括金融类)由2007年的265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47亿美元,年均增长近30%,在全球比重由1%上升到3.8%。2012年,全球直接投资再次出现明显下降。我国不包括金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为77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
  (一)很多国家对我国投资的重视和欢迎程度大为增加
  1.发达经济体为尽快摆脱危机阴影,迫切需要外来投资。从宏观层面看,发达国家金融系统坏账普遍增加、国内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前景被市场看淡,其对全球投资特别是市场型投资的吸引力下降。因此,利用外资成为发达国家尽快摆脱危机、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一个重要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发达国家一些企业出现资产负债表恶化、流动性不足和经营困难等情况,甚至面临破产倒闭,为避免最坏情况出现,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渡过难关。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对我国境外投资兴趣和重视程度都有所增加。
  2.美欧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需要外资注入。金融危机为发达国家过去过度依赖服务业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提高工业和实体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除新兴产业外,“再工业化”也包括了传统制造业的回流,为此,发达国家制定了税收等鼓励政策。但当前发达国家并无足够力量支持对制造业全面投资,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有关。
  3.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需求不断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过程最主要的受益者,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外向型发展战略,利用外资是其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它们希望借助外资发挥比较优势、顺次承接产业转移,更好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同时,基础设施领域既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过去,发达国家曾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大幅下降,2007年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曾高达1.83万亿美元,但2009年迅速收缩到0.86万亿美元。此后虽然恢复,但一直与2007年的高水平有一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迫切寻找新的投资来源。我国从产业技术水平、外汇储备规模看等方面都可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资的重要来源。
  (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意愿进一步提升
  1.我国进入成本要素快速上升期。近年来,随着我国迈入“刘易斯”拐点,不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民工荒”屡次出现,而且劳动者对福利、工作和生活条件等要求也越来越高,加剧了用工的综合成本。此外,我国土地紧缺、资源压力加大、环保要求更加严格等,导致土地、资源、环境成本也在不断攀升。综合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成本进入持续快速增长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优势开始削弱,对这类企业而言,在境外寻找更低生产成本地区——即成本型对外投资意愿强烈。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为迫切。受外需不足和内部成本上升双重因素“挤压”,我国过去以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压力日渐增大。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境外企业引入先进技术、研发、设计等一些高端资源要素,可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加快向技术知识密集型比较优势的转换进程。同时,我国大中型企业国际化经营行为也逐渐增多,对品牌、国际营销渠道、售后服务等需求也不断上升。因此,对发达国家企业并购投资,可使我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以上高端要素,提高出口附加值,有助于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
  3.对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加。我国消费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石油、矿产等能源资源类产品缺口还将继续扩大,需要更多地依赖外部资源。投资境外能源资源项目,有助于我国能源资源的来源多元化,分散风险,保障我国供应安全。事实上,近年来能源资源类投资一直是我国境外投资最多的领域之一。
  4.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后金融危机时代,很多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增加,导致我出口困难加剧。为了继续保持出口份额或拓展新的市场,我国企业以投资绕过市场壁垒或贸易保护——即市场型境外投资意愿也逐渐上升。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国际上良好投资机会多为发达经济体占据
  发达国家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力大,产业、技术和金融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境外投资能力和长期的投资经验,目前,国际上良好的投资机会多被发达国家所占据。我国境外投资起步较晚,是全球境外投资的“后发者”。目前,可选择的多为回报偏低、风险较大、东道国投资环境较差的投资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能力下降,我国虽可获得一些更好的投资机会,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全球中的地位。很多投资产业,我国企业与东道国要和经营多年的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并不明显。
  (二)东道国政治等风险因素更趋复杂
  一是受美国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与周边部分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恶化。这些地区是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双边关系恶化不但会导致投资审批延长、不确定性增加,而且企业在经营时可能遇到招工困难、抗议、罢工、抵制购买甚至打砸抢等风险。二是中东地区能源类投资机会和风险增加。最近,美国因国内页岩气开发对中东石油依赖程度降低,一些美资公司出现退出中东能源项目的迹象,这虽为我进入中东地区提供机会,但中东地区形势更为复杂,存在部分国家对外资能源项目实行国有化的可能性。三是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渐大,对投资涉及的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乃至生态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
  (三)境外投资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存量不多,企业投资关联性小,缺乏相互配套和协作,尚未形成完整的境外投资产业体系,在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如,我国龙头制造企业境外投资时,国内配套企业未能及时跟进,导致龙头企业不得不在东道国当地采购,不但采购品的质量、价格、交货时间等难以保证,而且也没有带动作用。
  (四)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一定冲突
  我国资源能源类、高端要素类、市场型的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境外投资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大体一致。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制造业境外投资,虽然符合企业利益,但在短期内却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一定冲突,即这种投资可能导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对国内产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和税收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五)东道国对我国投资仍存在诸多障碍
  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崛起一直存在防范心理,特别担心我国投资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在敏感产业投资限制严格,而且这种限制还时常与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市场保护交织在一起。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发展阶段限制,投资环境大多差于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这会大大增加我国投资综合成本,甚至使投资无利可图或亏损。
  (六)我国境外投资管理和行为尚不成熟
  我国境外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行为尚不成熟,仍处于境外投资初始阶段,不适应当前国内外快速变化的形势。在企业方面,由过去成熟的国内投资转向境外投资是一项重大的战略转变,我国企业普遍缺乏在国外投资运营的经验和人才,对东道国环境缺乏了解,风险意识不强,存在一定盲目投资现象,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投资效果并不好。在政府管理方面,我国境外投资管理起步较晚,目前虽已建立比较完整的政策法规,但在管理方式、投资促进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甚至对境外投资形成一定制约。
  三、政策建议
  (一)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沟通协调
  抓住当前很多国家重视甚至急于获得我国投资的难得机遇,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重要社团等联系,在重点投资地区建立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促进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实现我国和东道国双赢。
  当前,与发达经济体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策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同时,加强与东道国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营造有利我国投资的舆论环境。
  (二)改善我国境外投资管理
  发挥“走出去”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统筹研究制订新形势下境外投资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加强对重大问题和政策的协调。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
  当前,不少大中型民营企业到了境外投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更易被东道国接纳,应成为政策支持的重点。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减少政府核准范围和环节,探索将发展改革和商务部门境外投资核准权合并的可能性,适当下放核准权限、简化程序,以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三)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在当前全球经济尚未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况下,放松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不易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风险,可考虑进一步放开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同时,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境外投资信息发布水平,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的投资信息。
  (四)做好对境外投资行为的引导
  加强境外投资企业形象建设,鼓励有实力的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举办公益、慈善、宣传等活动,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要求广大中小企业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习惯、民族风俗,做到守法经营,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对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处罚。
  (五)积极推动我国境外投资结构调整优化
  1.重点推动以获取高端要素为主要目的、以并购为主要形式、面向发达经济体的境外投资。这类投资能解决我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急需的短缺高端优质要素,是我国利用外部资源的高级形式,对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重大,而且这种投资与国际金融危机走势密切相关,机会有可能稍纵即逝,更需紧紧抓住。欧洲与我国关系比较稳定,对我国投资限制较少,当前又处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困境,是我国高端要素类投资中最应优先关注的区域。
  2.大力推动以降低成本为主要目的、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以绿地投资为主要形式、面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境外投资。该类投资有利于更好发挥我国不断升级的比较优势、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土地等廉价要素,是我国中长期境外投资的主要方式。更重要的是,成本型投资可为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改善产业结构等,与资源型投资相比,可大大改善和提升我国在东道国投资形象。考虑到当前周边复杂的政治外交形势,我国这类投资应力争更为多元化,适当减少对与我国关系不稳地区的投资,适当扩大对南亚、中亚、中东、非洲、拉美、东欧等国投资,使投资地区多元化和分散化。
  3.积极稳妥推动以获取能源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境外投资。在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美国页岩气革命、能源资源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国际能源资源投资领域涌现很多新机会,如可投资项目增多、投资条件比较优惠等,一些发达国家愿以并购方式转让现有投资项目;但能源资源类投资时间长、投资金额巨大、政治和商业风险较高,尤其经常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还将上升,继续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符合我国战略要求。在目前国外投资机会增多情况下,我国选择空间也有所扩大,应优先选择政局稳定、条件优惠、短期见效的项目,如海合会国家、拉美、非洲政局稳定国家、澳大利亚等的并购项目;对于政局不稳国家的投资机会,应慎重考虑,尤其应观察美国的战略布局走向,不轻易接手其撤出项目。
  4.分类推动市场型投资。当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类投资既有很大需求,我国也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同时能带动设备出口。在发达国家投资减少情况下,我国应争取更多的此类项目。境外投资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必要支撑,有助于打造完整的境外投资体系,也应把握当前机遇扩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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