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丈夫三十多岁,看打扮是典型的经历过风雨、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下,他签字的手不停抖着。

　　

　　巨变和打击会让大多数当事人的理性在瞬间崩盘。在新书《命悬一线,我不放手》中,我把这种状态称为“理性休克”,把这个时期称为“理性休克期”。“休克”是个医学名词,本意是在各种损害因素的突然打击下,器官缺血受损、功能异常。“休克”有两个特点:发生迅速但可逆,如果不能快速纠正,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理性休克”的人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首先,突如其来的打击会让人的大脑进入自我防御状态,思维麻木、迟钝甚至激越都是常态。其次是人性因素,在生死危机面前,人的理性往往不堪一击,很容易出现思维窄化、患得患失、盲目冒险、先入为主等决策偏见。最后是每个医生的沟通能力、每个家属的接受能力不同,在紧急情况下,一个没有医学专业背景的普通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晦涩的专业名词和救治原理,不可能真正领悟每项选择的确切意义,以及可能带来的攸关生死的影响。

　　

　　正如上述那名产妇的丈夫,几个小时内他爱人病情发生的巨变让他手足无措。他不停地说着“我整个人都是蒙的”,意味着他的理性决策能力早已被摧毁。

　　

　　面对陷入“理性休克”的当事者,作为主治医生,我必须凭借我的专业经验,站在相对中立的角度上,协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我对他说,如果她是我的家人,我会选择做CRRT。接着,我向他讲了原因:此时积极治疗才有出路,尽管操作具有很大风险,但我会想方设法降低风险,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努力。

　　

　　听到我的这些话,这个正在被命运暴击、思绪完全空白了的西北汉子慢慢抬起了头,说:“我同意!”

　　

　　CRRT对这名患者的治疗效果很理想,她的血压、心率越来越稳定,随着脱水,她的脑水肿在减轻,她没有发生可怕的脑疝,也没有再发生室颤和其他类型的心律失常。第二天早上,我停了她的镇静药,很快她就能自主睁眼并可以正确配合做指令性动作了。又过了几天,她顺利地转出了ICU。

　　

　　很多人说,这个病例的抢救过程太精彩了,在危机面前、在惊心动魄的意外面前,医生们处变不惊、沉着应对,着实令人佩服。但通过这个病例,我更想谈一谈共同决策的重要性。所谓“共同决策”,就是面临疾病危机,医生、患者相互配合,各自发挥优势,共同承担风险,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

　　

　　首先,共同决策不是把问题“甩”给患者及其家属,而是由医生提出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建议供他们选择。

　　

　　如果是糖尿病、高血脂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及其家属往往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且在治疗过程中有机会对他们所选的治疗方案做出调整,不会因为选择错误而对结局带来巨大影响。但在攸关患者生死、患者及其家属进入“理性休克期”的紧急情况下,过度强调患方的自主选择权,把关乎生死的决策完全交给他们并不明智。

　　

　　其次,提供倾向性的建议不是要剥夺患者的自主决策权,而是共同决策中尤为关键的一环。优秀的医生会清楚一个关键性问题——医生不是治疗的主体,一切应该以患者的需要为重。经常有朋友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让我为他们的治疗选择提供建议,在他们眼里,我帮助决策比他们自己摸黑走路更踏实。而我在审慎地分析病情、权衡利弊并根据我的专业理解提出建议后,也一定会强调,最终选择还在于患者及其家属。

　　

　　最后,提供倾向性的建议不会增加医患纠纷的发生风险,反而可以提升患者满意度。

　　

　　有人可能会担心:在现在的医疗环境下,遇到医患互不信任的情况,医生给出倾向性的建议会不会增加医患纠纷的发生风险?对,风险确实存在。但在我看来,和把所有决策问题都“甩”给他们相比,大多数患者和家属更希望医生协助拿主意。

　　

　　一项调查研究表明,64%的人表示,如果自己得了癌症,希望可以自己选择治疗方式;但在真正得了癌症的人中,只有12%希望由自己做决定。这项调查数据说的还是癌症这种慢性病,在面对急、危重病时,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医生给出倾向性的建议。很多时候,治疗决策并无绝对的对与错,权利的另一面是责任,医生给出倾向性的建议,也就意味着为患者及其家属分担一部分决策责任。

　　

　　我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能够感受到医生的努力、真诚和善意。这会提升他们的满意度,从而降低纠纷发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