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政府多年对医疗行业重重管制的理由不复存在。过去,政府管制医疗机构的准入、管制医生的执业地点、执业范围,是担心信息不对称下,患者可能遭受的健康危害;政府管制药品销售,是担心患者潜在的用药风险;政府限制医疗机构的业务范畴,是防范机构服务能力与患者需求不相匹配;而医疗行业自身的专业复杂性带来的行业监管难度较高,又使得政府对放开管制慎之又慎。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恰恰使上述担忧全部消解。医疗机构、医生乃至药品销售机构的信息全部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公开透明;患者的广泛参与、互动将推动相关各方追求长期信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电子化的服务交易记录,使得每一个服务环节有据可查。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能力水平不再需要政府通过行政级别的划分来背书(即高等级医院能力更强),而是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行业声誉,形成更为有力的制约与激励。

　　医患双方的精确匹配由此才有实现的可能。患者可信任的范畴大大增加,不再只有挂着“公立三级医院”招牌的医生、护士、手术、设备乃至用药可堪选用,“合适的医生”与“合适的治疗”可以在网络平台上遍地存在,优则广为人知,劣则严惩不贷。

　　互联网医疗支持下,医改改了六年都不能实现的改革目标,出现难得的弯道超车机遇。

　　首先,取消药品加成都不能打破的“以药养医”,在互联网医疗中无法存活。取消医院的药品加成销售,只是挤压院方的药品利润空间,并不涉及医生个人收取的药品回扣,也就无从改变医生的处方行为。而现有公立医院虽然普遍加强信息化建设,但只是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拒绝对外联通。医生处方作为过度用药最有力的证据,不为外界所知,医院内部处方电子化,甚至让患者无法持处方举证投诉。一旦信息孤岛被打通,形成广泛的信息互联,医生处方信息受到行业监管部门、保险经办部门、商业保险机构等相关各方实时周密监控,其违规违法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这将非常有效地制约医生的用药行为,也对院长加强管理、医院自我规范形成极大的倒逼作用。

　　其次,多次出台文件支持,但至今没有实质发展的社会资本办医,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迅速繁荣。社会资本办医迟迟不能快速发展,根源在于难以取得患者的信任,行业信息不公开、不透明,使得从患者到医保支付方,都不能对医疗机构乃至医生个人做出明确的比较与评价,甚至于医生本人在选择医疗机构执业时,都对非公立机构充满担心。互联网医疗则消解了这些问题,社会广泛监督、患者广泛参与将加大对医疗机构的制约,督促机构行为的规范,同时也就使机构更容易获得患者和医保支付方的信任。这也为基本医保经办部门选择定点机构时提供了更明晰的选择参照,明确了支付标准,扩大了支付范畴,进而也助力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

　　这也让医生这一核心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互联网平台上,医生为自己的名誉背书,为自己的诊疗行为、用药行为负责,通过个人的努力赢得患者,而不是通过公立身份获得患者认可。没有医生的自由流动,就没有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遑论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再次,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分工精细化、专业化,医疗资源优化配置,也必须依托于诊疗的分类。现有行政主导的医疗体系下,公立医院凝聚患者的信任,也就凝聚患者需要的全部医疗功能,从门诊到住院,从检查化验到手术,从用药到护理。效率的提高需要分工,互联网医疗带来信息透明可查,不同功能机构也能无缝衔接。医生和机构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对患者需要的诊断、治疗、检查、用药、康复护理分类提供,彼此间仍可保持紧密合作,这才能大大缓解现有优质资源的紧缺,缓解日趋激烈的医患矛盾,真正实现“分级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