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跳楼殉职,官方给出的死亡结论是: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只极具中国特色的好筐,可以把无数横死的官员隆重地装进去。

　　专家指出,抑郁症的主要表现为自卑、焦虑、情绪低落,只有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才可能自杀;抑郁症患者三成会产生自杀念头,这些人中间真正实现自杀的不超过一半;而中度以上的抑郁症患者行为会有明显反常表现,身边人完全可以及时觉察得到。

　　“抑郁症最痛苦和可怕的,是动力的缺失,能力的下降,这会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你不高兴,不是病;生活和工作的功能丧失了,才是病。”资深抑郁症研究者、《渡过》一书作者张进认为,自杀往往发生在从轻度向中度恶化,以及从重度向中度好转的阶段,“真正的重症患者是不会自杀的。如果患者处于重度阶段,大脑一片空白、体力不支,不具备自杀能力;而药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脑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动力),可是情绪的好转要落后一周(自杀意念还在),自杀往往在这一阶段发生。”

　　对照中国这名五十九岁部级跳楼者的状态,或许应排除患抑郁症的可能,因为他在自杀前几天还在正常履行职务,身边人无一发现其有异常情形。

　　毋庸置疑,高级官员自杀的原因,不属于个人和家庭隐私,更不是政府自己的私事,应向公众做出透明、全面的交待。自杀者是否患有抑郁症,应经过权威部门审慎的专业鉴定,给出令公众信服的结论。此次事件,官方在第二天即仓促发布“因患抑郁症”“在其住所坠楼身亡”的结论,很难不让人心生疑窦。

　　讲究的用词也泄露出某种信息。“坠楼”是意外,无主观意志,而自杀是强烈的自我选择。把一个主动决绝的行为轻描淡写为偶然事件,不免令人产生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正当联想。

　　官员自杀,若真的是患抑郁症,毫无疑问要归结于绞肉机般的官场生态。在一个惟上是从、动荡不宁的生存环境里,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很难不产生精神畸变。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压力下,一有风吹草动,即会发生不可预测的状况。无论如何,当局都对官员的精神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道理很简单,即使自杀者确为抑郁症患者,但被选拨担任要职,握有生杀大权的“组织”岂能脱得了干系?

　　官员自杀,若与抑郁症无关,我觉得或许可以归之于恐惧。

　　一个人不到绝望是断然不会去寻死的!即使绝望之极,也不会轻易决然赴死。死是什么?是无,是毁灭,是归零,是不存在。若无远甚于死的因素相逼,体面、威风的高级官员是没有跳楼的勇气的。比死还可怕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活着。只要想想组织“双规”的处理程序,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字都会两股战战,养尊处优皮薄肉嫩的高官那里经受得起全套流程伺候?对自己人狠,这是组织的传统,被组织的人都似乎知晓这一点。一个让自己人恐惧到了不想活、害怕活的程度,这得有多厉害啊!此即为恐惧之一:自杀者惧怕生不如死的活着。

　　恐惧之二,是害怕自己成为“叛徒”。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被组织判定为革命的叛徒,无上风光的人生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二是指经受不住审讯,供出了自己的上下线、进贡对象、以及亲友。有些时候,看似自杀其实是外力逼迫的结果,因为利益相关方害怕这个人成为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