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和中日友好医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启动了国家级远程医疗协同平台,为合作机构和专家颁发了证书、聘书,建立了区域机构协同机制和专家合作机制。远程医疗协同网络的“中日模式”日臻成熟。

　　专科配合区域,突破医院围墙

　　据了解,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今年正式命名,其前身是1998年卫生部中日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和2012年卫生部远程医疗管理与培训中心。

　　“中心运行机制是要突破医院围墙的概念,一方面是以专科医联体和专病协作组的形式组建专科、专病远程医疗专家委员会;另一方面是国家级远程医疗平台联通各省市三级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中心,形成彼此互联互通的区域性协同中心,分别对接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辐射基层,共同推进社区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相关服务。”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孙阳介绍。

　　孙阳说,基于远程医疗协同云平台和数据库,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联动的协同体系。该中心已经和23个省级远程医疗协同中心、9个专科协同中心、76个地市级协同中心建立了业务互联互通,协同60多个学科领域的诊疗工作,每年完成急危疑难病例会诊6100余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远程培训和多中心临床科研项目。

　　“有意愿加入平台的医疗机构可通过中心官网自主注册,中心审核通过后,在线签署电子协议,给机构颁发协作单位证书,给专家颁发聘书,开展阶段性绩效考核。”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负责人、中日友好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兼远程医疗中心主任卢清君表示,此次建立的机构协同机制,主要是发挥各省市级医院在远程医疗中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协同作用,方便患者就近看病就医、就近会诊转诊,更要建立专科资源跨区域协同,促进医保异地结算,引入商业保险等社会资源支持分级诊疗。同时,建立远程医疗专家委员会制度,将会诊转诊逐渐转变成专科医师日常化的协同工作。目前已经建立了10个专科委员会,并建立多方合作共赢的产学研用联合创新模式,研究制定行业规范、标准和质控体系。

　　提升基层,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远程会诊转诊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是中心最直接的作用。“当然,这需要会诊双方医师的默契合作。比如基层医生要以病情为重,面子为轻,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远程会诊沟通;而大型医院在远程会诊指导中,要帮助基层进行医疗质量监督,提升基层能力的同时要避免过度虹吸病源。”卢清君直言。

　　“我们建立了主责医师团队制,接诊转诊等协调工作直接由团队中的骨干负责,疑难病会诊等医疗决策和质量监督由主责医师负责。”卢清君介绍,这一模式权责明晰,在有质量保障的前提下提高效率,预约会诊周期从7天缩短到不超过48小时,急危重症会诊不超过2个小时～4个小时。应急救援可在30分钟内从无到有建立全功能的远程医疗协同信息通道。

　　不仅要帮助基层处理医疗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升基层医师的能力。要开展符合基层特点的人员培训。中心提出当前单项技术培训的重点是微创、内窥镜、B超等领域,据此每年有十几次的手术示教。去年中心开展了16场学术直播,106期专科护理远程培训,并在110家医院之间开展了20场次远程教学查房,开展3场面向公众的健康教育直播,有近150万人次在线观看,在甲型流感流行季节发挥了重要的科普作用。

　　另外,在健康扶贫方面,中心在贵州省首选试点,通过国家平台对接贵州省3家省级医院、5家地市级医院,11家区县级医院、22家社区级和乡镇级医疗机构落地,实现了试点地区村医全覆盖。“借助专科医师远程协同帮扶体系和医保大病保障体系,针对贫困家庭久治不愈的重大慢性疾病展开救助,提升基层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卢清君说。

　　制度给予保障,探索适宜机制

　　随着融合通信、量子通信、物联网、数据智能等技术迅速推进,远程医疗正向着智能化协同模式的方向发展。卢清君介绍,中心建立了医疗数据共享规则,原始病历数据分别归各自首诊医疗机构保存和管理,中心只是病历数据索引目录的整合者和管理者,建立统一的数据使用和共享的审批管理制度,避免医疗数据各种权益之间的争议;有利于专家委员会建立运行数据实时监控和质量监督机制,并研究多中心大型研究等学科联动机制。

　　“政策保障能发挥指挥棒的功能。因此,针对不同等级医院,政府考核指标要有针对性,比如疑难重症占比、药占比、死亡率等,要针对不同的医院制定不同的考核机制和绩效目标,不能一刀切。上下转诊率要与抢救成功率等指标挂钩;以绩效考核指标来拉动上下联动、急慢分治。另外,作为公益项目,需要以邀请方、受邀方和运维方三者的运行成本为制定价格的依据。按照服务单元付费是符合国家医改方针的可行方式。”卢清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