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流感在各地肆虐,全国报告的流感病例数显著高于往年同期,流感确诊住院与重症病例数也有所上升。作为首当其冲的群体,儿童流感现象近来颇引人关注。和成人群体不同的是,儿童就医面临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媒体报道提及,部分地方医院挂号时间长、候诊10小时,重庆儿科医生累倒在接诊大厅,最近甚至还爆出“天津市海河医院儿科医生被迫停诊”的消息。

　　流感暴发导致医疗需求在短时间内爆发性增长,医疗资源供应紧张,从经济规律的角度不难理解这类现象。但儿科医生短缺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却不能仅仅归咎于这次流感,相反它是一个背景较为复杂的行业问题。印象中这不是媒体第一次关注该现象,早在2015年底,广州、南京等地就有医院贴出儿科停诊的消息,当时媒体集中关注这一现象,舆论市场出现不少深度分析,主流的观点认为,儿科医生短缺可追溯至儿科学本科教育断档———儿科专业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这从源头上减少了儿科医生的供应,并导致了如今的“儿科医生荒”。

　　但是,根据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的解释,其实当年对儿科专业做出的是调整优化而不是简单的取消,即只是把儿科、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医学营养学、中医骨伤、中医外科学调整合并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专业,而根据该负责人的说法,这次调整后,儿科医生具有稳定的来源。也就是说,国家对儿科本科教育的支持并未放松,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教育部支持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举办儿科学本科专业。

　　这样的解释与人们日常的观感有一定的差异,现实中儿科医生的确存在短缺现象。如果人才培养并未出现大的政策变化,那么就只能用市场逻辑去解释这种现象,即儿科医生职业的吸引力在下降,学生不愿意学习儿科学,儿科在医院中的角色重要性不如其他科室,而归根结底就在于,儿科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

　　儿科的特点决定了儿科医生比其他医生群体的收入要低。据媒体报道,儿科医生的收入比其他科医生的收入一般要低30%左右,而一位儿科主任的收入还不及专业儿童医院的门诊主治医师,是专业儿童医院同行的1/3到1/2。而所谓儿科的特点,即在于儿童正经历身体发育期,一般慎用药物,举例来说,看一个主任儿科医师只需9元挂号费,但50%的患儿都不需要开药,这就意味着儿科为医院创收所做的贡献不会太大。在“以药养医”的大环境下,儿科成了医院最不赚钱的部门之一,也难怪儿科医生收入低,部分地方出现医院儿科停诊,表面上是儿科医生短缺,恐怕更深层次还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这就跟廉价药的短缺问题一样——— 既然不赚钱,市场就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

　　儿科医生面临的困境,可以说是目前医疗体制问题的具体呈现,从中不难看出,“以药养医”的根基之强大,由此也不难看出,像儿科这类在“以药养医”体制中最不受益的部门,大概对医改有着最为强烈的诉求。将儿科医生短缺归结于医闹,这已经是过时、取巧且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同样,一味拿儿科医生人才供应不足来说事,也显得太过牵强。结合医疗体制的背景,现实地谈一谈儿科医生为什么收入低,并找出其中的制度症结,或许更有利于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