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患者在做手术前,留下一张字条,写着“手术过程如发生异常情况,家人不得与院方和医生发生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这感动了当事医生,也感动了更多得知此事的医务人员。正是在当下恶性伤医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这张小小的字条才有了如此感染力。但是,当医患之间的信任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感动之后更多的是忧虑。

　　对医患纠纷、恶性伤医等问题,早已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德问题或管理不善,而应从制度层面找原因。比如欧美国家,患者小病到诊所、大病去医院,再正常不过。而国内公众明知大医院人满为患,却还是涌向大医院。这是因为老百姓的“盲动”?显然,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是制度供给方向不对。从某种程度上说,医改就是要调整制度供给方向。

　　如同供给侧改革牵扯众多部门,制度供给也涉及诸多方面,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在众多制度桎梏中,编制恐怕是阻碍医生流动的最大因素。编制捆绑了医生收入、福利、科研、升迁等各种条件,不仅客观上“绑架”了公立医院的医生,也是诸多“中国特色”医疗行为的制度性原因。而要改变现状,通过多点执业让医生自由流动,就需要从编制入手,改革评价制度、人事薪酬制度等,其难度可想而知。如果缺乏制度配合,很多投入和付出都有可能打水漂。

　　随着人们医疗需求日益多样化,落后制度的牵绊作用逐渐显露。千人床位配备数是研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配置水平最重要的指标,美国千人床位配备数为3.1张,而中国已经高达4.8张。漂亮数字的背后却暴露出很多大医院简单粗暴扩张,“大小通吃”的利益取向。而发达国家的千人床位配备数低,某种程度上也是日间手术的有效推广节省了医疗资源。这种能够降低医疗费用、减少住院时间的新鲜事物,为何在我国却遭到冷遇?还不是医院管理制度和医保报销制度等的掣肘。

　　当前,我国急需通过放松制度供给约束,让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等能有序流入医疗服务领域,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不均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规则和监管体系,优胜劣汰的正向淘汰机制,促进新供给和优质供给形成,淘汰劣质医疗供给,才能解决供给结构问题。制度改革也需要同步。比如分级诊疗制度,需要同步改进医院协作方式、健全转诊机制、完善医保报销、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如果相关各方都抱着“别人先迈步,我再跟着走”的小心思,那还何谈协同性?

　　制度供给来源,也不能光靠政府,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办医,能有效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但是,无论公立医疗机构还是社会资本,对投身医疗事业的利他精神的弘扬还明显不足。医疗诞生于人道主义追求,一旦放弃利他性的精神追求,完全沦为赚钱的机器,则违背了医学的初衷,这样的医疗服务不是社会需要的有效供给。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到公益性的医疗事业当中,并能够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在鼓励、支持和监督方面有完善的制度创新。

　　让有效的制度成为患者、医生、医院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防护衣”,才能够让医学和医疗服务回归本质,最终让老百姓的健康权益得到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