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通过健康促进模式有效降低病人数量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对于降低医疗费用上,甘肃也“很有一套”,其中的重点在于突出监管。

　　因地制宜,这也体现在地方的医改上。4月12日,甘肃省卫计委主任刘维忠在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甘肃是个欠发达省,甘肃的人口占全国2%,甘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在医改上,甘肃“穷省”用了穷省的办法。

　　刘维忠坦言,2008年,他刚到卫生厅上班,就经历了一名患者上访睡在他办公室沙发上的事情。对于当时医改的效果,农民也对他直言说,“不怎么样”。后来,也有患者向他告状医院重复计费的问题。

　　来自患者的声音都让他对如何医改进行了思考。刘维忠表示,目前甘肃设计了“防统方”软件,杜绝医生拿回扣,用尽可能少的费用维护居民健康,走中医特色的医改道路,在医改的措施上突出监管等。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老百姓经济承受能力不同,流行病学疾病分布也不一样,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呈现多元化的特点,鼓励地方尝试不同的医改模式,不搞“一刀切”,让地方医改有更多的空间,在推进医改上能够更适合本地需求侧的要求。

　　改革医院与减少病人相结合

　　从GDP总量来看,甘肃的确是中国经济地方排名的“后进生”。数据显示,2015年甘肃省GDP总量为6790.32亿元,处于全国倒数第五位。

　　但即便经济水平在全国排名相对靠后,但医疗保障上的做法却很是“抢眼”。用刘维忠的话来说,“甘肃穷省是用穷省的办法。”

　　刘维忠表示,甘肃医改思路上是突出减少病人的目标,把医改拓展到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变改医院为改健康。“如果不想办法减少病人,单靠改革医院,解决不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为此,甘肃采取了大病调查和干预、疾病的排序、推广“村级三件事”、健康教育进家庭、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等五种措施。

　　其中,推广“村级三件事”,实际的作用就是提高甘肃农民健康素养,自然病人就减少了。刘维忠解释说,“村级三件事”的第一件事就是“一病一墙”。比如糖尿病一面墙,即发动农民种苦荞麦,多数糖尿病人吃了血糖就得到了控制,这是用食疗的方法解决慢性病,另有高血压“一面墙”、高血脂“一面墙”等。“好多农民在墙上照相、搞食疗,提高农民的健康素养。”

　　此外,第二件事就是,在农民闲暇时,村医将农民召集起来,交流保健经验、慢病管理等。第三件事则是通过招标,用25元为农民每户发一个保险箱。“‘保健箱’里有一个盐袋子、有一个刮痧板、拔火罐器、体温表,给400多万农户一户发了一个,挨家挨户培训,现在基本培训完了。就一个盐袋子,农民把盐炒热里面加一些茴香、花椒叶治13种病,比如颈椎病、甲状腺结节、咳嗽、咽炎、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关节炎、胃疼等等。”刘维忠说。

　　正是这种健康促进模式的改革,使得甘肃的公众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地方上已有数据反馈效果。刘维忠公布了他最近调研甘肃渭源县的数据。“渭源县就诊率8.75%,平均的住院治病费用879块钱,下降11%,县级实际住院费用2986元,下降14%,农合1~2月份节约了206万,实际补偿率是64.77%,上升了6.14个百分点,门诊下降了3.57%。效果非常好。这是我们今年医改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把医改变成改健康。”刘维忠说。

　　刘国恩认为,不仅偏远贫穷的地方需要推广,对北上广等大城市更要强调推进健康促进模式。因为目前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工作形式的变化都会导致健康的变化,有引发慢性病的风险。对城里人来说,更有必要去推广健康管理、健康促进,以减少看病就医的压力。

　　“从人民健康促进的角度来看,各个地区都可以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来促进老百姓健康得到更好的管理,才可能减少人们生病的风险。”刘国恩说。

　　5年处罚5000个大夫

　　除了通过健康促进模式有效降低病人数量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对于降低医疗费用上,甘肃也“很有一套”,其中的重点在于突出监管。

　　刘维忠说,医改如果费率降不下来,老百姓是不满意的。甘肃探索了“排队”的方式,即对医生使用药物数量等进行排名,排在前几名进行评估,不合理用药的就对医生搞处方权限制、处方权管理的制度,还要记不良业绩。

　　刘维忠表示,使用这种办法后,甘肃省肿瘤医院平均住院费降4000元,抗菌素原来一个月最高是5.7万元,处理完之后现在最高的大夫一个月两万多元。在全国价格普遍上涨的情况下,甘肃是下降的。

　　“5年我们处罚了5000个大夫,有的正高降副高,副高降中级,有的档案里有不良业绩,有的处方权监护。”他说。

　　对此,刘国恩表示,对医生的用药方式、用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行信息的共享,这种方式应该在全国进行推广。“可以考虑,有些信息可以先在内部发布,让内部之间的同事知道怎么回事。如果力度还可以加强的话,可以定期考虑在公共平台发布各大医院的主要疾病类型处理、处方等信息。”

　　刘国恩认为,这有利于主管部门有针对性地对用药比较特殊的科室和大夫进行沟通,另外也能给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对各家医院、不同科室,医生用药行为掌握更全面,有利于公众对科室的选择,会有非常大的倒逼作用,对一些特别极端的用药情况形成压力。

　　此外,对于患者反映强烈的重复计费问题,刘维忠坦言,曾有患者找他告状,说交了6.5万元钱做良性脑膜瘤手术,但一天钱就没了。

　　6.5万元一天花完,震惊的刘维忠致电院长质疑“你是老虎机吗?”查明情况之后院方的反馈是,有2.5万元的费用在1个大夫手里记了一遍之后,另一个大夫忘记了然后又记了一遍,就此扣掉了5万元。

　　针对这一现象,刘维忠要求对全省医院的整个医疗过程进行监督检查,结果发现省级医院每个住院病人平均重复计费700元,而县级更高,达到1100元。查完之后,主管部门将结果公布,并处理了300多个大夫。

　　“甘肃重复计费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了,现在没有人敢重复计费了,这是很恶劣的问题。大夫工资再低,也不能重复计费,重复计费是等于把钱白拿走了,这是一个毒瘤,如果不解决,医疗费下不来。”刘维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