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的相关业内人士说,他的工作就是假扮医生,通过聊天软件拉患者进入与公司合作的北京建国、长虹、曙光、同济等4家男科医院进行治疗。病人到诊后,他们会收到相应提成。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医托现象较为普遍。比如,有两家医疗咨询公司,员工共计60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假扮成医生,通过微信、QQ等新媒体软件和商务通软件,为其集团旗下至少20家医院“招揽患者”。这些“网络医托”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一二线城市,正不断向三线城市扩张。

　　接受采访的相关业内人士说,他的工作就是假扮医生,通过聊天软件拉患者进入与公司合作的北京建国、长虹、曙光、同济等4家男科医院进行治疗。病人到诊后,他们会收到相应提成。这种模式是典型的靠“托”吃饭,它使病人付出本不应该付出的代价去就医。

　　坦率地说,这些现象是互联网时代的顽疾,有网络与社交软件,托必然会钻空子。但是,我们不能向互联网时代“兴师问罪”,因为症结并不在于此。这也不是民营医院的罪过,民营医院毕竟丰富与完整了我国医疗机构的层次,满足了一些公立医院所不能满足的医疗需求。而且,向社会资本开放医疗等公用事业,也是我国近年来不断推进的工作。那么,症结在哪里呢?在民营医院大规模发展的过程中,规制跟不上或是规制不到位,才是导致这些乱象的主要原因。

　　在大力促进民营医院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公私合营、合作共建、托管等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模式。这其中既有健康的成分,也有无序的部分,比如一些民营医院挂着貌似公立机构的牌子,却行乱诊疗乱收费之实。它们最喜欢主攻一些慢性疾病或是传染病,这些病症在公立医院通常不受待见,要么是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服务,要么是患者的隐私难以得到保证。中国一些患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较少地为自己的疾病做功课,并且思维依然停留在以前的崇拜技术精英与知识精英(医生与能者)的时代,一些慢性病患者或是疑难杂症患者在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受了医托的欺骗。

　　医托现象不仅仅是网络上存在的问题,在一些公立医院附近也存在医托,据一些地方警方的介绍,医托们会假冒患者家属来骗取就医者的信任。警方对这些医托们采取了打击措施,但是,医托正像倒卖车票的黄牛一样,不从制度根子上解决问题,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些不道德的民营医院与“医托”之间的合作,与公立医院以往的“以药养医”大同小异,都是院方的寻租与趋利行为导致的。以往的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现象普遍存在,它对公立医院正常运转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政府财力较为充裕、医改逐步推进之后,以药养医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它滋生了商业贿赂与游说,药厂为了让自己产品能被医生“开单”,竞相向医院提供游说与贿赂,于是医院用药并不完全是病人最需要的、最物美价廉的那些品种,甚至令一些以往普遍被认为是疗效好、价格便宜的药在医院难以找到。这也就导致了人民群众“看病贵”的后果。而且,商业贿赂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并有损医德。我国的新医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祛除“以药养医”的痼疾,重构医院、药品采购与诊疗方式之间的良性关系。

　　在推进公立医院祛除以药养医的时候,更不能放任民营医院“以托养医”。“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公立医院不断走向公益性。我们也期待医疗方面能够完善立法,比如尽快推出卫生法,打击各种医疗贿赂与寻租,完善对公私合营、合作共建等模式的规管,出台对于医托行为的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