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影响医药全行业的大事,尤其对高值耗材来说。

　　医疗费用主要由药品、高值耗材、检查、服务等部分构成,其中高值耗材费用占比严重虚高。2018年11月,天津市卫健委公示了30家三甲医院半年的耗占比,其中19家耗占比超60%,6成以上耗占比不降反升。这是当时公立医院高值耗材不合理使用的一个缩影。

　　医改总方案提出:到2017年,每百元看病钱里面高值耗材不能高于20块。如今逾期5年了,这个目标还没有达成。

　　今年4月初,健识局获悉,山东某三甲医院今年2月的所有颅内血管介入手术中,平均耗占比超过80%。

　　一家医疗器械企业负责人对健识局表示:“DRG支付改革不是集采那样的降价,未来肯定要面临新一轮的竞争。医院肯定会改,所以企业不改是不行的。”

　　用哪个牌子,医生不再有绝对主动权

　　高利润引诱之下,滥用几乎是必然的。

　　长久以来,医保支付按项目报销,不考虑单个病人的成本。医院如果考虑“多劳多得”,滥用高值耗材,吃亏的就是患者和医保基金。在DRG/DIP支付改革实施之前,医院无法解决滥用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缺乏动力。

　　“在高值耗材集采前,医院对耗材的审批招标管理松散,很多就是走形式,临床科室和医生对哪些耗材入院,有实际的决定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杜学鹏在调研中表示,高值耗材管理的专业性很高,且DRG/DIP模式还在探索,缺少统一的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对于医院来说就很难进行监管。

　　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黄华波在“第一届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大会”上表示:必须保证医保和医疗同时实现各自的价值目标,这种支付方式才是可持续的,进行DRG支付改革总额控费是一种必然。

　　DRG支付的目标,就是对各类疾病治疗设置封顶线,有结余可以留给医院,超出的部分医院自己想办法。

　　因此,首先要被砍的就是高值耗材。

　　四川、山东等城市的试点医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控制高值耗材使用方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第二医院等三甲医院大都采取了“基于证据的耗材使用管理”,对各类耗材制定了安全性、价格、配送及时度、服务质量、患者投诉等多方面的指标。科室选用哪个品牌的耗材,不再靠医生自主决定,一切都要讲数据证据。同时对耗占比进行监测,一旦超过警戒线,就采取暂停供货措施。

　　“医生应该用哪个耗材,都是系统数据说了算”,这是成都三院的总结。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于保荣曾表示:采取DRG改革的澳大利亚医院平均耗材占比仅为4%。可见,如果不限制高值耗材的滥用,DRG/DIP的推进根本无从谈起。

　　国产替代新阶段,新技术如何开展引争议

　　系统到底会“推荐”什么样的高值耗材?四川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表示:客观上鼓励使用国产。

　　国产高值耗材有性价比优势。在没有实施系统打分的地方,有些医院现在主要看价格——也就是说,只要效果差不多,无需通过评审委员会,直接用国产低价耗材替代昂贵的进口货。

　　集采的支架、骨科类耗材价格被大幅压低后,本身就是应用的主力。理论上,其他国产耗材在DRG/DIP的推行下,也会有更多替代机会。

　　但实际上,医院和耗材企业在DRG/DIP制度推行中面临着三重挑战。

　　几家集采中标的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对DRG支付改革的态度并不很乐观。健识局从天津一家医院了解到:“医院会对常用高值耗材的价格进行二次论证。”

　　这里的“二次论证”,不仅仅是医药圈里多年前流行的“二次议价”那么简单。

　　一家外资医疗器械企业人士告诉健识局:有些进口品种的价格已经比国产低了,可是医院不仅仅关注价格,还关注服务,有些甚至是过度服务,要想持续供货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有些价格不低的包装还需要我们自己掏钱。”

　　健识局了解到,在DRG/DIP制度下,为了降低成本,如果耗材的价格太贵,医院会不愿意做相关手术,可能会出现“赶走病人”的现象。

　　另外,很多新材料、新技术价格高,也是企业的利润增长点。部分医院也提出疑问:新技术、新材料受到限制,影响医生的水平的提高,那医院该怎么办?

　　以手术机器人为例,根据北京医疗保险事务中心的调研报告《DRG支付方式改革下医用高值耗材精细化管理策略》,很多医院为了达到控费的效果,放弃了先进的机器人治疗,回到了人力手术的时代。从长远看,可能会影响医学进步和创新。

　　2021年8月,机器人辅助骨科手术被纳入北京医保目录。但DRG支付改革大潮即将袭来,被资本热捧的手术机器人恐怕也会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