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一直是悬在经济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真正的债务规模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还要大。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尹中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目前地方债的实际规模很可能超过30万亿元。

　　报道中,他提到,审计署两次审计只是摸清了地方债的“底数”而不是“实数”,许多地方往往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债务并没有全部审计到,地方债的实际规模有可能比审计数据多一倍左右。

　　华尔街见闻网站曾报道,截止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70万亿元人民币。考虑或有债务后,全国各级政府债务约30.28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7.9万亿元。

　　而前一次审计是在2011年,当时的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地方债余额10.72万亿元。

　　尹中卿介绍,从1997年至今,地方债几乎每年都增长20%以上,其中1998年债务余额比上年增长接近50%,2009年比上年增长超过60%。特别是2008 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台的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增值税转型改革,导致地方收入增速放缓,收支缺口扩大,形成地方政府举债新的诱因。在“稳增长”背景下,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地方政府举债增加了内在需求,而流动性充裕又为地方政府举债提供了有利条件。近几年来,地方债规模迅速扩大、急剧膨胀。

　　他表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地方债风险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如果执行严格的金融规则,不少地方债已经无法依靠“借新还旧”展期。如果按市场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

　　我认为风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期限错配严重。据审计署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逾期债务1.15万亿元;2014年到期应偿债务2.4万亿元,占地方债余额的21.89%,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2015—2016年地方债到期比重则分别为17.06%和11.58%,今后3年需偿还超过一半(50.53%)。有专家根据模型预测,地方政府2014年后将出现资金缺口(地方可支配收入-地方支出-还本付息);2015年后将会出现绝对的资金缺口(地方可支配收入+新增债务融资-地方支出-还本付息)。据审计署2014年6月24日报告,2013年6月底至2014年3月底,9个省本级为偿还到期债务举借新债579.31亿元,但仍有8.21亿元逾期未还。

　　二是个别地方债台高筑。据审计署数据,至2010年底,在省、市、县三级政府,除54个县(区)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其他地方政府均有政府性债务。至2012年底,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其中,有2个省级、31个市级、29个县级、148个乡镇2012年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借新还旧率(举借新债偿还的债务本金占偿还债务本金总额的比重)超过20%。

　　三是地方债风险传染效应更为明显。前两年,由于传统银行信贷收紧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通过银行表外业务、财务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甚至民间集资等“影子银行”渠道融资,地方政府除了显性债务外,实际上还存在着较多隐性债务,目前已进入集中兑付期。相比传统银行信贷,此类融资成本更高(通常比从银行举债成本高10%以上)、产品设计复杂、直接债权人分散,“刚性兑付”现象突出,风险防范化解手段不足。一旦出现偿付困难,地方债局部违约风险传染效应更强、波及面更广,化解地方债风险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