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通观《决定》可以看出,这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实际上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让好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除了东北亚、拉美极个别国家外,其他绝大部分国家(地区)的资源配置当中,市场都发挥着重大作用。但各国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却相差悬殊。这里面有着多方面的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各国(地区)市场的质量优劣,可能是一个重要方面。
什么是好的市场,什么是差的市场?这当然没有简单的、绝对的答案。好的市场并非“标准化物品”,并没有统一的尺寸、样式和型号。这是因为,如果有这样简单而清晰的答案的话,各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共政策也就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了。好的市场会因各国(地区)的文化、历史、基本政治制度、资源禀赋等状况,而有所差异。虽然如此,好的市场还是应该具备一些共同的基本功能。
好的市场,应该有助于提升效率水平。这意味着,从静态角度看,市场应该能够把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地区、部门和产业中;更重要的是,从动态角度看,市场应该能够充分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好的市场,还应该是包容而公平的。最大的包容,是人民群众都能充分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和经济活动;最大的公平,并不是二次分配领域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差距缩小,而是人民群众能够公平地依靠自身能力和努力实现自我发展,在一次分配领域就体面而富有尊严地享有自己创造的发展成果。
这些要求,根本而言是内在统一的,统一于这样一个特点:好的市场是平的。以“平”为特点的市场,有如下一些构成要件:一、没有歧视、没有障碍的市场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内,要素可以在部门、行业、地区、城乡之间充分而自由地流动,追逐高生产率和高回报的机会。二、有规则的市场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内,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水平,生产和消费活动对环境、对他人的影响,都有起码的标准加以规范。三、经济活动的后果可以明确预期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各类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对财产和收入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都受到法律的规范,都可以有可靠的预期。四、全体劳动者都具备基本的门槛人力资本水平的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及其子女,能够获得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基本的人力资本,进而使得全体社会成员站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竞争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竞争资源要素的使用机会。
显然,好的市场要求很高。如何形成这样的好市场?特别是,在讨论资源配置所惯常使用的市场与政府的二分法框架下,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形成好的市场?观察历史经验和现实世界,能够带来许多启迪。
首先需要认识到,市场有自为和主动发展的一面。可以说,只要不是鲁滨逊的孤岛,只要有多于一个人的场合,就会有市场。《史记·货殖列传》有着这样的记载“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陶朱公范蠡正是凭着对价格机制的娴熟运用才达到富可敌国的境界。可见,春秋时代我国的商品市场就曾经对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古今中外的许多案例表明,市场也有扭曲地发挥作用的时候,比如,学术论文、就业机会、晋升机会、给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带进逃跑工具、甚至谋杀等等,都可以形成潜在的市场行情。可见,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这根源于其作为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媒介的本质。
那么,政府如果放任自流,靠着自发的力量能否自我演化出好的、平的市场?人类尚未进行过这样的实验,依靠目前的经验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观察的历史经验是,市场与政府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在大部分场合下,政府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二战以来,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一直在对市场运行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政府的公共服务、监管措施等,也对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大部分资源配置更是直接按照指令执行,许多商品交易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形式上不存在,微观主体的能动性和活力也被压抑。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市场则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在政府的调控政策失当的情形下,市场会无情地掀起狂潮、爆发经济危机,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例证。
由此来看,要形成好的市场,政府既不能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也不能违背规律地干预。可以说,只有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才能形成好的市场。好的市场与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几乎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不折不扣地落实《决定》,是形成好的市场,并让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