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国，已经掀起了低碳经济发展的热潮。但是，关于如何在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许多人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本文作者邹骥系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他是2009～2010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的主编，也曾多次参与包括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在内的气候谈判。

基于其多年来参与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的研究，邹骥在文中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和政策路线图，并明确指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同改善民生、促进人类发展相联系，而且也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其观点发人深思，颇具借鉴意义。

低碳经济必须同改善民生、促进人类发展相联系

无论何种经济，最终都要以人为本，要改善人类发展的状况，改善民生。

从古希腊有经济这个词以来，它就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改善民生，改善福利。一个家庭的经济，要改善这个家庭的境遇，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改善国民的民生，即在国民的温饱、安全、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和尊严方面予以保障和改善。

中国的民生概念与国际上通行的人类发展概念存在着相通的地方，人类发展强调的是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强调发展能力的建设，强调选择的自由。离开民生，离开人类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就不健康。

因此，在讲低碳经济的时候，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背离、延缓甚至干扰实现发展的最高战略目标，即在中国解决温饱、建设小康、到2050年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这3步走的战略目标。低碳经济只能是它的催化剂、助推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那就什么经济都不是。

所以，低碳经济应当首先是改善民生、促进人类发展的经济。

具体而言，要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要努力避免气候变化对民生或人类发展带来的直接不利影响，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自然灾害给国民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在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的时候，也有可能对民生或人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十一五”的前4年，大概关停并转了1000万千瓦左右高污染低能效的小机组。从节能减排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角度看这是好事，但它也会在短期内有负作用，比如可能出现相关从业人员再就业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时候，这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有人认为，搞风电、生物质能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现实中，很难把因关停并转小电场下岗的人直接转移到新就业机会中，这就是劳动经济学里讲的失业与空位并存的问题，在现实中解决起来还有些难度，要小心这样的社会代价。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要把低碳经济看成一个路径，并要精心设计一个平稳、健康的路径，不能因为低碳经济的热潮，搞一次大跃进、走一段弯路、上了重复的生产线。如果这样的话，恐怕是事与愿违的。

发展低碳经济乃大势所趋，但必须符合具体的中国国情

低碳经济最核心、最普适的概念，就是得到国际上普遍认同的概念：低碳生产力。直白地说，就是创造1万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需要排放多少吨二氧化碳；反过来说，排放1吨的二氧化碳，能产生多少万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

低碳经济意味着发展，发展意味着伴随收入提高而发生的结构调整、人力资源的提升、福利的改善和发展能力的提高，特别意味着增长将日益主要基于效率的提高而非资源的投入，这就是我们谈论多时的增长方式的转变。

如果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技术水平变化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应该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健康，越来越走向低碳经济。但事实证明，现有的发达经济还不是这样，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今天还不够低碳，甚至人均的排放量还很高，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倍。这里面有需要深究的原因，可另行论述。但是从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上看，如果真的要发展，是应该并且有条件、有能力发展低碳经济的。

低碳经济是发展的大势所趋，那么中国建设低碳经济，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如果我们不主动建设低碳经济，就是逆历史的潮流。

低碳经济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放在一个具体的背景里面，放在现实的国情里去理解和设计。否则的话，低碳经济就是一句空话。什么是最相关的国情呢？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把经济发展阶段粗分为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话，农业社会是低碳经济，但很显然我们不会去追求那样的经济。

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是工业化的高级阶段，是经济学家们最近在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时候争论的一个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是处于工业化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还伴随着城市化，要让几亿农村人口逐渐享受到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还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而带来了巨大的金属、水泥、化工产品等原材料的需求，建筑、钢铁、汽车等产业将是支柱产业，而这些产业都是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重化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仍要经历一个排放强度很高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国情还体现在它的能源禀赋。高煤炭储量和低石油天然气储量使得中国成为使用煤炭比例最高的国家，一次能源中煤炭比例达到了70％，而且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煤是世界上碳密度最高的燃料，还没起跑中国就落后一步。因此，说起低碳经济我们并不轻松。

再看中国的技术体系。暂不说晚清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是从共和国的经济史上看，从上世纪50年代初从前苏联引入156个重点项目，到1979年引进宝钢，再到后来引进诸多的国外生产线，还有近年大规模的海外采购，都会看到中国在学习、复制西方现代工业技术文明，而且在制造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以致中国被称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中国的制造技术和世界上先进制造技术相比差距越来越小，有一些已经超过了国际领先水平。但是，中国在技术的设计能力上依然薄弱，研发能力就更弱。在这种情况下，却突然要改变方向、规则和标准，重新进入一场新的低碳竞争。中国自己手里的低碳战略储备技术非常少，有研发能力和设计能力吗？刚刚建成的生产线，是不是要加速折旧甚至推倒重来？某个生产线可能刚建了3年~5年，现在宣布要遵循新的标准，采购新的欧洲、北美或者日本的已经储备好的战略技术，外国打算到这里来试验推广，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这些都是挑战。

技术的体系不是说出来的、写出来的，要么有钱买，要么要靠自己研发。什么时候技术到了领先的地位，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才是真正发达的国家和发达的经济体。

另外一个国情就是人口众多，这意味着就业的负担重。中国农村富余的劳动力有3亿多，城镇有3000多万，每年新增800万～900万的劳动力，如果都去做昂贵的CCS(碳捕捉与碳储存)，那么低碳经济就会变得名不副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从实实在在的国情出发，描绘中国低碳经济路线图。只有这样，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才是脚踏实地的。

上面提到，后工业化的社会是有条件形成低碳经济的，但是人们理念的滞后、一些固有市场经济的失效以及不健康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导致了依然是高碳经济。大部分发达国家尽管其重化工业部门的需求已经不高，很多产业也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去了，排放强度本应当降下来了，但其交通业、居民消费在能耗和排放中的比重仍然在上升，成为主要的排放来源。中国作为后发的经济体在未来要扭转这样的局面，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高碳覆辙。

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需掌握42种核心技术

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课题组(PECE)”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展望了未来中国的排放情景，提出如果把未来的碳排放从基准线水平上压下来是很难的，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研究证明，要想达到峰值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需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额外成本的代价。

按照课题组所提出的路线路，要建设中国的低碳经济，就要在电力、交通、建筑、钢铁、水泥、化工及石油化工六大部门努力，因为这六大部门的碳排放占中国工业排放的70％，全国排放的50％。课题组筛选了388种技术，其中至少要有60多种技术作为骨干支持，否则实现低碳经济就非常困难。

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约有42种技术中国是不掌握核心技术的，中国需要做一种选择，要么花巨资购买跨国公司的技术，要么自己研发。

中国政府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45％，但PECE所做的独立评估发现，这一减排指标正好处于增量成本急剧上升的临界区域。目标提高一些，就要多付出很多增量成本。例如，实现减少40％的碳减排目标每年需要300亿美元的成本，而如果要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每年的成本将进一步增长。课题组还提出，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不要忘记中国的7亿农民。

促进低碳转型更需政策支撑

要实现低碳技术路线图，就需要一个政策路线图去支持，否则技术路线设计得再好，也可能被束之高阁。技术体系要想取得变化，必须在政策体系上做出调整。

环境经济学原理认为，用经济手段降低碳排放，代价要小得多；如果用行政手段，则花费更多的钱。经济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环境费税，二是排污权交易。在短期内，排污权交易还不是很成熟，但要积极地试点；要分小步渐进式地征一些碳税，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要慎重，不要引起通货膨胀和普遍的价格上升。

低碳经济如果没有低碳的税制，要成长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在短期引进小额度渐进式的碳税。但是，它控制的是成本。要给企业一个激励，让企业选择是缴税还是花一点钱治理，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比较。如果减排成本高于税率的话，可以去交税；如果减排成本低于税率的话，宁愿去减排。这样就可以刺激那些减排技术研发精英去搞技术研发。

碳税控制的是减排成本，而排污权交易控制的是排放总量。中国越往后走，总量控制的要求就会越严格，那时就必须引进排污权交易制度，而这个制度需要有建设能力、严格监管和非常精准的测量。比如，要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与测量，要摸清家底。没有严格的检测，没有严格的执法，去交易的不是排污权，而是一纸空文。因此，需要一段时间做能力建设，这就是基本政策路线图。

这个政策路线图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分解提出的40％~45％的碳指标。如果还依然沿用“十一五”时期按照行政区划往下分解的道路，就会大大限制中国未来引进经济手段，特别不利于引进排污权交易这样一个长期的制度。因为这样就把一个碳市场割裂了，比如山东省的排放权是很难卖给江苏省的，它只能在省内交易，交易的机会大大下降。

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自由的碳市场是必要的。不要把排放指标按照行政区划去分，而应按照产业部门去分，然后分到企业身上，这样有利于改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打一个比方：在碳市场里，企业是运动员，他们下场踢球，可以在不同的俱乐部里面转会，但是政府要做一个执法严格的裁判员。而这就需要进行分解指标方法的变革。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严峻的机制和制度改革挑战，需要的是创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