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上海召开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第一次工作会议，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上海市市长杨雄、安徽省省长王学军、江苏省省长李学勇、浙江省省长李强等悉数参加，会议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

　　这是2013年12月南京“八巨头会议”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长三角四省市主要政府首脑的又一次照面，国务院八部委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规格甚高。

　　2013年入冬以来，长三角地区普遍遭遇雾霾天气，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此前各方期盼的由国家层面参与协调的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正式建立。

　　“这个会12月份就曾听上海环保部门领导谈起过，本来上个月就要开的”，上海环保界学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的2013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上海考察调研时曾指出：“生态环境建设要大抓特抓，防治大气污染，长三角要形成联动机制。”

　　“上海不要一分钱”

　　2013年冬，霾袭长三角，江浙沪皖连续多日出现重度污染天气，多地发出霾橙色预警信号。以安徽省会合肥为例，该市12月当月仅两天空气质量为“良”，另外29天均未达标，其中有5天为最高级别的“严重污染”，与其相距一百多公里的江苏省会南京的情况则更为糟糕。

　　在各地忙于出台和启动各自的大气污染应急机制之时，一个区域内联防联控的协作机制也显得更为迫切。“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大气污染严重的3个重点区域和9个城市群开展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长三角因其丰富的区域合作经验和经济实力而被寄予厚望。

　　然而，在区域合作层面，长三角省市的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虽然长期存在，但这一协商机制是松散的，旨在定期研究区域环保合作的重大事项，对于大气环境联防联治作用有限。

　　上海世博会期间，长三角曾建立的短暂的污染防控措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世博会之后区域大气污染的反弹，曾引起各方反思。

　　“我觉得除非协调机制面向市场发展，或者只能是由中央来介入协调，否则，很难避免区域性环境事件的再度发生”，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说。

　　“上海雾霾成因还是以输入性污染为主，”上海市中心气象台首席服务官邬锐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输入性污染源成为长三角各地雾霾主要成因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区域内部的“一体化”，降低协商交易成本，逐渐被提上日程。

　　记者了解到，四省市对改善空气质量的愿望很迫切。但是，由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中的诉求也不一样。上海市的产业结构已经调整到位，因此，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上一直较为积极主动。

　　“此次合作由上海市牵头，当天的会议上，韩正书记讲的话让我们很感动，他说上海不要一分钱，先给安徽，然后浙江、江苏”，浙江省环保局官员透露，“浙江方面表示会尽心尽力地配合工作，"同呼吸，共奋斗"。”

　　应建立区域性市场

　　据悉，此次长三角建立的协调机制由国务院八部委和长三角四省市共同组成，会议明确了“协商统筹、责任共担、信息共享、联防联控”的协作原则，和“会议协商、分工协作、共享联动、科技协作、跟踪评估”五个工作机制。

　　会议还讨论了《长三角区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进行了协调和部署，具体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联合行动。

　　这十个方面分别是：严控燃煤消耗总量；严控产能过剩；加强交通污染治理；加强扬尘污染控制；推进秸秆禁烧工作；加强大气重污染预警应急联动；加快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标准的逐步对接；推动大气污染的第三方治理；加强科技协作，共同组织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成因溯源和防治政策措施等重大问题的联合研究；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要求，做好责任分解落实，加强跟踪评估和考核，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李志青认为，这样的协调机制显然是在贯彻“大气国十条”（《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污染联防联治的政策意图。2013年9月，国务院颁布以上计划，推动建立区域联防联治制度，第一步就是完成各区域内部环境保护工作的整合。

　　而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环境保护一体化，不仅可以降低区域内部有关环境保护的协调成本，而且还可能在未来大大降低全国范围内进行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商的主体数量和交易成本。

　　就以上而言，专家认为长三角建立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控制度应朝提高区域环境治理整合能力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仅仅用来联合应对雾霾出现后的影响。

　　但从现实操作来看，目前的联防联治主要集中在末端治理上，统一标准和政策，然后放开各自的服务市场，“不过，相对而言，三地的条件基础不一样，在执行成本上有所差异，所以大家的动力和激励都不同”，李志青表示。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突破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长三角的污染总量控制，以及地区间的分配。如果国家给长三角一个总量的话，那么江浙沪怎么协调分配？”他说，“这个是很有价值的方向，可以为后面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