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业已成为当前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在国际上,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冲击着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在此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处于微妙变化之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项紧迫的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新时代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一个公平PK效率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优势互补、合理配合的技术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科学配置权力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有助于充分发挥各类生产要素的作用、深入激发市场活力与生机、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共生。一方面是共生共荣的利益关系。政府要提升GDP,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赢得执政合法性,必须依赖于市场;反过来,市场同样需要政府来提供安全、秩序、法律以及公共服务等,为经济腾飞保驾护航和维持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是矛盾对立的法律规制关系。政府要落实和实施法律,要监督市场遵循秩序,并借助各项政策来干预市场,尽可能克服市场运作带来的滞后性与破坏性。要支持和推动市场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自动调节人、财、物在各行业和各部门的流动与分配,从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也要编织好法律之网,防范市场禁不住利润的诱惑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来。

　　如何在操作层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基于政府维度,应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前的政府是一只“干预之手”,也是一只“扶持之手”。

　　一是加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与政策环境、经济与社会环境。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收成本,放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加快整合既得利益格局,围绕简政放权、强化监管和优化服务等方面推进放管服改革;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回归“守夜人”角色,深入把脉市场情况,精准掌握市场需求,打通服务市场“最后一公里”;要尊重市场主体和企业主体,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让企业获得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

　　二是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巩固后方阵地。要扩大有效国内需求,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与活力,奠定应对国际挑战的坚实基础;要放松房地产行业调控,为之解套,释放市场活力,带动经济发展。

　　三是加大对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扶植和保护,政府应该成为国企和私企的坚强后盾。要搞好中外经贸往来的友好关系,拆除贸易壁垒,开创跨国企业投资创业的环境;要加强国际经贸、科技等方面信息收集工作,加强对涉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保护;要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进一步拓展国际经济发展空间,增加与西方诸国抗衡的筹码。

　　四是大力推进配套改革,实现体制优化与机制创新。要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有制可循;要加大对企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要探索教育体制创新,改革中学“应试”教育与大学“放水”教育,回归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的宗旨,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投入,扩大信息技术应用,促成教育理念转变,并实现与西方先进教育发展同步和接轨;要改革科研体制,加大对科技的投资投入,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鼓励和支持科研创新,致力开发和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尤其是关键的核心技术。

　　五是加强市场监管,确保在权力“放得下”时能“管得好”。建立和落实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机构与人员的权责关系;积极采用信用综合监管、风险分类监管以及大数据监管等改革措施,有针对性、有效率地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和跨部门联动监管。

　　基于企业维度,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市场上,要尊重企业的意愿,总经理说了算。

　　一是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促成公司或企业转型、升级和换代,提升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引导和支持有实力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二是推进供给侧改革,向文化、教育、健康、医疗、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产业进军,提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改善供给结构,拉动国民经济增长。

　　三是支持和鼓励企业或公司做实业,发展实体经济,尤其是要将制造业做强做大。

　　四是支持和鼓励企业或公司进行科学研究投资投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吸引和培养科技人才,推进产品研发技术,掌握科研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占据科学技术制高点,积极与高校和研究所开展科研合作。

　　五是引导高校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向高校寻找和获取智力支持,实现企业界与教育界的专业对接,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从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