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美国撕毁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提出对等反制措施，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温。

　　一、中美贸易摩擦升温的原因 表面上看，中美双方在降低贸易差额数量、对外开放节奏及“中国制造2025”方面的分歧是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的主要原因；但从深层次看，中美双方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成分增加、意识形态对抗加剧以及特朗普的政治诉求，是中美关系对抗成分增加的主要原因。国金证券研报认为，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中美经贸关系正发生微妙变化。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制造业需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一方面向微笑曲线的左侧，扩大研发，发展创新性社会；另一方面，要提高质量和服务，应对人力成本上升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将发生变化，中美间的企业竞争和对抗势必增强，中美经贸关系将向着更加对抗、更加不利的方向转变。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势必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应对。其次，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只是这一波“中国威胁论”在经贸方面的体现。对比以往的“威胁论”，这波“威胁论”不但在经贸、军事等方面展开，还涉及文化、教育和人才交流。在经贸方面，以往的美国政府习惯将贸易政策与其他政策综合考量，但特朗普政府更加直接，单纯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对抗。这种单一因素对抗是近期特朗普政府使用“301条款”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的深层次意识形态原因。第三，通过降低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贸易顺差，来获得国内企业和民众支持，是特朗普继续选择提高关税的政治原因。一方面，特朗普代表共和党，今年面临中期选举压力，希望借此争取选民支持。另一方面，特朗普通过更换内阁成员，也为美国实行贸易制裁扫清了道路。

　　

　　二、贸易摩擦升温造成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国民经济正处于收缩压力较大区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首先，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基础性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年龄人口从最多年增加1200万，到2017年较上年减少600万。劳动力供给变动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面临较大转折：即从要求生产能力不断扩张，转变到要求生产能力不断出清阶段。生产过剩和去产能将进入常态化过程。其次，财富和收入差距大造成内需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土地、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体制改革滞后缓慢，导致收入分配不均、城乡财富差距巨大，影响国民经济获得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能。

　　中美贸易冲突或加大中国经济收缩的压力。首先，对产能、就业及居民收入发生负面影响。周天勇认为，提高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将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需拉动作用，造成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迫使制造业企业向出口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出口减少，除影响生产出口品企业压缩劳动力外，还涉及上下游和横向关联企业的工作岗位，就业机会将减少。其次，如果突然扩大进口，也将压缩中国就业的空间。降低进口关税，加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数量，减少中国产品出口，国内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会使目前生产能力更加过剩；而国内外市场需求低迷加重，生产能力开工率下降，城乡就业机会收缩压力加大。再次，如果扩大进口，而出口受影响，将形成通缩压力，多投资货币或导致滞胀。第四，如果加大进口，对国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将形成收缩性影响。进口产品除直接影响农业和能源等产业职工的就业和收入外，产能向美国转移，会导致关联服务领域就业及收入的收缩。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减少，又影响消费需求，使国内消费需求与物品供给更加不平衡。第五，将影响财政收入。如果扩大进口，相对收缩出口，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市场走低，企业经营困难，高税负不能通过市场需求和价格空间转移，企业开工不足、停工停产和关门破产增多，将影响财政收入。第六，影响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对我国产业的影响

　　从汽车行业看，中国主要从日、美、德、英四国进口汽车，对美国进口汽车加征25%关税，中金公司研报预计短期将拉动对日、德、英三国的汽车进口量。长期来看，对美进口车加征25%关税不会改变中国汽车市场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方向。

　　从机械行业看，美国新公布的征税清单更加针对“中国制造2025”涉及的装备领域。中金认为，假设贸易摩擦不进一步升级，机械行业基本面受影响较小。微观层面，出口型上市公司受贸易摩擦影响不大，预计上市公司将采取转口贸易等措施规避风险。此外，美国新一版加税清单增加了集成电路等产品的比重，中美贸易摩擦使得“自主可控”技术愈发重要。

　　从农业看，对美豆加征关税将抬高养殖成本，但猪价已进入季节性反弹，中金研报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成本上涨预期的影响，且猪价弹性大于成本弹性，故对养殖业影响有限。若中国对美国猪肉加征关税，其进口缺口将迅速被其他国家填充，短期对价格的影响有限；考虑两国在生猪养殖行业的体量及在该领域的贸易交流程度，长期来看美国猪肉进口也很难对中国猪价产生明显影响。总体来讲，短期影响重于长期，对饲料行业影响偏中性，对压榨行业偏利好。

　　从石油天然气行业看，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有限。考虑到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下一个能源出口的重要市场，美国本土能源企业或更强烈地感受到冲击。短期看布伦特与WTI原油价差或扩大，长期看国际油价可能承压。如果提高关税措施得以实施，中国地炼将被迫从沙特和俄罗斯寻找更昂贵的替代品，其炼油毛利或被小幅挤压。但对中国石化行业是一种潜在的利好。

　　从化工行业看，如果本次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措施落实生效，预计对国内化工品上游原油、煤炭等原料及化工行业整体影响有限。同时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产品仍集中在中国科技及2025高端制造相关领域，预计对国内化工行业整体影响微弱。分产品看，利好PC、PA66等化工品，对PDH短期影响偏负面。通过中国化工企业多年的发展以及对抗贸易风险的经验积累，优秀的化工龙头已经全球化布局，对美国出口依赖逐步减弱，在部分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及成本优势已使其具备实力对抗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

　　从航运角度看，在不考虑双方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情况下，目前的关税措施对航运需求影响有限；短期看或促使贸易商在第一批关税正式生效前抢运，带来短期的集中需求。据Clarkson测算，或受影响的集装箱贸易约占全球集装箱贸易的1.1%，或受关税影响的粮食贸易占全球粮食海运需求的7.9%，但只占干散货总需求的1.2%，且由于粮食需求的不可替代性，对实际需求影响更为有限。此外，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天然气仅占中国相应商品总进口的2.7%、3%，加征关税影响小。

　　（三）对我国物价的影响

　　汇率升值对国内构成通缩压力。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大额贸易顺差使人民币长期偏离真实汇率，发动贸易战的目的部分被解读为向人民币汇率施压，迫使其升值。中信债券研报认为，汇率升值将对国内构成通缩压力。其一，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P=E×P*，其中P*为国外物价水平。当人民币升值即E减小时，P*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本国物价水平下降，一般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时形成通缩。其二，我国商品需求一定程度上依赖出口，本币升值后我国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昂贵，外国需求减少，根据供需关系我国商品价格将进一步下滑。特别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减少的外部需求无法从内部得到补偿，造成整体需求减少和供大于求的局面，从而构成通缩压力。

　　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将对我国形成通胀效应。进口商品依据进口后作为原材料、中间品或最终消费品，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有不同的传导路径。作为原材料或中间品的进口商品，经由生产链的垂直传导路径从上游向下游传递，通过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生活用品价格最终抬高通胀，如作为原材料的大豆价格上涨可通过大豆→豆制品→CPI、大豆→豆油→食用油→CPI、大豆→豆粕→饲料→猪肉→CPI等路径影响通胀。作为消费品的进口商品则直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此外，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还可通过货币供给和产品替代路径提高国内通胀水平。中信债券研报认为，从制裁清单看，我国拟加征关税商品中金额较多的有汽车和农产品，汽车作为最终消费品有着广泛的国际市场，欧日品牌汽车可对美国汽车形成较强的替代作用；农产品主要压力来自大豆，2017年我国对美进口大豆分别占进口额和消费总额的34%和29%，25%的关税对国内大豆价格影响约为7.5%。大豆下游产品占CPI权重约7.6%，最终影响约为0.57%，短期形成一定冲击。

　　从居民收入角度看，如果贸易战导致居民收入降低，对国内将形成通缩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企业将首当其冲承受贸易战的负面影响。美国对中国制裁的主要是制造业，包括高技术产品、上游产品、资本品等。若局势进一步恶化，受牵连行业更多，将对居民收入形成更多挤压作用；从进口角度看，中国对美制裁的农产品是居民主要消费品，农产品价格提高使得居民实际收入缩水，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下降，构成一定通缩压力。

　　三、未来演变趋势及应对策略 

　　短期边打边谈。恒大研究院研报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但中长期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国金证券认为，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或是贯穿未来 3—5 年中美贸易关系的主基调。恒大研究院认为，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美方或动用其二战以来建立的霸权体系从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建议。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专家纷纷建言献策，主要是：一是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避免双方对抗扩展到地缘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非经济领域。二是广泛团结大多数经济体，维护和再造全球贸易多边体制。三是在双方争议的问题上，确定一个建设性的、合理的均衡点，包括贸易顺差、市场开放和制度建设。四是以更大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降低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注重科技兴国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