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召开了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正式明确57项改革要求和任务。其中,落实中央关于“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实施居住证制度最为引人关注。1月14日,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党组书记周继东介绍说,居住证制度将替代现在的暂住证,居住证将附加公共服务,随着使用者在京生活、工作的时间越长,公共服务也将随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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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滋生的社会畸形

　　“暂”改“居”,一字之差,却有质的区别,前者带有主观上的管制意味,后者更显客观与身份平等立场。事实上,从2005年废止《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管理条例》以来,北京一直在探索实施暂住证替代制度。此次“暂”改“居”正式进入改革快车道,也备受期待。

　　暂住证改居住证,从国家层面,也喊了将近十年,北京也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替代暂住证的方案,如今,实施居住证的意义,就是为了控制城市人口,而居住证不同于暂住证的地方主要体现在附加在上面的公共服务上。除了包括现在暂住证的一些社会服务功能外,它或将可以实现一部分社会服务功能,因此,居住证的问世,并不是将暂住证换了一个马甲而已,但现在具体方案还未出炉,所以具体可享受到哪些社会福利还未最后确定。不过,从官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居住证变成了如今的既进行管理又提供公共服务和权益的保障。

　　推行居住证是对户籍制度的改善

　　如今,在许多城市,尤其是北京,教育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与户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户籍就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源,因此,在社会资源短期难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量城市人口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更愿意支持保留户籍壁垒。而居住证的善意初衷不言而喻,就是绕过户籍这个障碍而推动外来人口的公共福利。

　　这当然会给那些已经长年在北京工作生活却没有北京户口的人更多的安定感,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这项制度作为政策系列组合拳的一种,并不简单只是为了便利更多的人可以在北京落脚。恰恰相反,控制北京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已经成为从中央决策层到普通百姓的共识。北京作为一个提供民众生活条件和设施的城市,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常住人口的人们幸福生活的需要。从“首堵”到环境,从“小升初”到医疗就业各种机会的争抢,北京的确是该梳理梳理这些问题了。

　　人口合理疏解,首先需要的当然是各种宏观设计,如分散城市功能,兴建城市群,而不是通过“摊大饼”制造超级城市,让人们的工作地和生活地隔开数十公里。不过,居住证也可以从微观角度对优化人口规模有所促进。具体来说,居住证的推行应该是对现有户籍制度的改善,而不只是把档次“低于”户口的暂住证改个名称罢了。尽管现在相应细则还没有出台,但居住证应该逐渐成为对户口制度的一种替代。

　　原有的户口制度脱胎于经济社会生活被高度管制、单位化的年代,其延续至今的效果便是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单位较容易得到户口,而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或自由职业者较难获得户口。在种种福利、待遇被片面锁定在户口上的时候,种种体制外的人才即便为所居住的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难以享受到作为一个城市的市民应当享受到的待遇。

　　这不仅意味着个人被迫承担的种种牺牲,如买房难、子女上学难,也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失落,还意味着社会效率被破坏。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体制外显然是比体制内更有活力、更能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积极健康的增量的地方。相应的人才因为没有户口而被迫离开或者被迫耗费大量精力应付相应事项,对首都的发展来说亦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暂住”变“居住”为户籍减负?

　　居住证替代暂住证,是户籍制度的一大进步。因此,居住证应成为消除城乡差别、体现社会公平的城市标签,承载更多的城市福利与人文关怀。比如,将居住证办理与城市福利和社会保障挂钩,使其成为享受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要将外来人口与城市居民同等对待,不歧视,多关爱,让他们分享城市公共福利和发展成果,从居住证中真正得到实惠。

　　不难看到,对北京数百万外来人口而言,他们希望的居住证,肯定不会是“换了个封皮”的暂住证,而更是一张写满权利的新证明。因此,他们期待的改革,也不能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秀”,而应是实至名归的“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