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会议取得的成功令人振奋,会议目标的落实,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运行众多方面的长期复杂过程。其中,让低碳绿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价值观,是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特别需要倡导的。

　　12月12日巴黎当地时间19:30,经历了3个不眠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在巴黎达成协议,明确了2020年到2030年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推动全球向清洁能源未来转型的进程。当晚,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约定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巴黎会议的成功来之不易。气候影响人类生活,古已有之,但全人类协调组织一个共同方案来应对,却史无前例。此前的哥本哈根会议,就曾经陷入难以协调的僵局。巴黎两周的谈判,是这六年中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从拯救多边进程、重塑政治互信到重建机制设计的持续推进的最终成果。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很关键。由于人口、经济体量、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巨大,中国的影响举足轻重。

　　应对气候变化不只是政界和企业界的责任,它需要公众的全面参与和配合。而公众的长期自觉行为,是他们的价值观的自然延伸。对待环保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将会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提出:中国环境问题之所以比较严峻,从更深层次上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他举了一个日本通过公众参与成功转型为环保社会的例子。潘岳指出,日本用环境文化理念去促进国民自觉的环保意识与道德素质;用强制性手段推进新能源的使用,控制自然资源的消耗;既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也要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还要对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经过10年努力,使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不管是通过媒体报道还是通过耳闻目睹,不难发现,日本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环保文化。而文化是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绝非强制可比。

　　我们很容易感知到,我国在环保方面的国民观念,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生产端,“宁愿毒死,不能穷死”的发展模式在一些地区上演;在消费端,一些人以奢侈挥霍为荣;在消费的终点,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没有形成体系,观念更是十分淡薄。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社会心态也在经历着时代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国民财富积累达到“新常态”,上述观念也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点。与之相对,我们应该结合传统文化中一直珍视的崇尚自然的元素,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生态环保的价值观,体现在生产环节,它将是绿色制造、精益求精,体现在消费环节,它将是崇尚简约、爱惜资源,体现在消费的终点,它将是资源再利用、为整个社会着想。

　　绿色环保理念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在中国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古老的概念,都有它超越时代的丰富内涵。即便是在工业化的今天,这些哲思仍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心灵,支撑起我们的绿色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