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对于生活在北京，常常要忍受雾霾的人们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奢侈品。今年2月27日，为应对连日的雾霾污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北京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是控制PM2.5，这其中压减燃煤被当作首要举措。

　　据北京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作为全国第二大能源消耗城市，2012年北京的燃煤总量占据全市能源消耗的25.4%，当年通过燃煤排出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粉尘，分别约占据全市总排放的95%、25%、15%。在北京的PM2.5构成中，燃煤造成的排放也占据了16.7%，是造成空气污染的原因之一。

　　2012年5月，北京市提出压减燃煤计划，明确到2020年要把全市每年燃煤量从2300万吨降至1000万吨，相当于压减近六成。去年9月，随着全新的北京空气清洁计划出台，这一目标被提前到2017年。

　　新京报记者连续一周调查发现，北京市正按照计划一步一步实现压减燃煤的任务。但是，在煤改气、煤改电等过程中，仍然困难重重：资金成本的增加，远郊区民用煤炉状况散乱、天然气可能面临的短缺、地区间的治污协调等都是考验。

　　压煤计划启动 锅炉“煤改气”

　　随着去年北京压减燃煤5年计划的启动，全市范围内的供暖锅炉正全面“煤改气”。

　　3月6日一大早，海淀区清河的科利源热力厂区内，锅炉运管车间主任张卫东准备投入新一天的工作。现年46岁的他，自18岁就进厂，是热力厂不折不扣的“老人”。但如今，他正面临全新的工作环境和挑战。

　　作为北京热力集团下属重点供热单位，科利源热力厂投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为清河周边居民、学校、部队供热供电，供热范围达160万平方米，供热用户约1.5万户，年耗煤量约4万吨。

　　随着北京市启动压减燃煤计划，以燃煤为主，提供热电联产的科利源热力厂便成为改造的重点。去年5月，厂区内的旧有燃煤机组和设备被集中拆除，成功转型为以天然气为主的全新燃气供热厂。

　　“看，那就是原来放燃煤锅炉的地方。”在厂区的锅炉运转工作间内，原本的5座燃煤锅炉已被彻底拆除，取而代之的是13座燃气锅炉。张卫东介绍，过去以燃煤供热发电；“煤改气”后，旧有的蒸汽炉被水炉代替，发电机组被关停，燃气带来的热能，经过水流和全新铺设的管网，传到各个居民区的热力站。

　　在锅炉间的北部，85米的大烟囱已被拆除，原本连接煤库和锅炉间的输煤廊也不复存在，20多米高的储煤仓已变空。

　　“那会儿工作一天，衣服都是黑的。现在工作强度降低了，厂子的环境干净了，但车间里都使用自动化操作，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张卫东说，煤改气后厂区的供热面积已达到215万平方米，供热用户近2万户。

　　2008年后，以首钢为代表的重工燃煤企业陆续搬离北京城区，发电供热企业便成为北京市燃煤的大户。全市大大小小超过1500余座供暖锅炉、加上4家大型燃煤电厂和超200万户的城乡民用小煤炉，已经占据全市用煤量7成左右。

　　2013年9月，北京出台空气清洁压减燃煤的5年行动计划，将压减燃煤进程“提速”。计划提出到2017年，要将全市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300万吨压缩至1000万吨，比原先提前3年。首当其冲的是对城区采暖锅炉的集中改造。

　　燃煤电厂关停 员工“舍不得”

　　作为北京用煤的“最大户”，市内燃煤电厂计划将在2016年前后全面关停。很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在厂子里工作。

　　42岁的王延明是石景山热电厂生产运行车间的总调度长。在这家电厂，王延明已工作超过20年。

　　作为京能集团旗下企业，拥有90年历史的石景山燃煤热电厂与国华、高井、第一热力一同并称为北京市4大电厂，其供热、供电面积涵盖北京西城区近3000万平米，每日燃煤约1万吨。

　　由于燃煤电厂占据全市近40%煤炭消耗，加上4个在北京新建的燃气供热中心的逐步竣工和投产，在2013年北京压减燃煤行动计划中，明确表示要在2016年前后，全面关停燃煤电厂。其中，石景山热电厂的燃煤机组将在今年停机备用，在2015年底彻底关停。

　　“工作了20年的地方，要关停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但这是国家的环保政策，必须服从。”王延明说，目前厂子里都在等上面的政策，一旦机组关停后，1400名员工会有相当一部分分流出去，“具体看集团公司怎么安排，有一批应该会分出去做检修。”

　　“很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在厂子里工作，对工厂有感情。”王延明说，相信到真正拆除的时候，会有很多白发老人，坐着轮椅来看，“毕竟，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回忆。”

　　根据北京压减燃煤行动计划，计划2012年全年压减燃煤70万吨，2013年压减燃煤140万吨，全年燃煤总量控制在2150万吨之内。3月7日，北京市发改委回复新京报记者表示，2012年全市用煤量减少95万吨，完成既定目标。“2013年全市用煤量数据，市统计局还在统计过程中，但从去年全市实施的一系列煤改清洁能源工程完成情况看，预计可以实现目标。”

　　民用小煤炉散乱 治理成难点

　　新京报记者在走访顺义、大兴等远郊区时发现，部分区域民用煤状况呈现散乱、用煤质量参差不齐、劣质煤流通等特点。专家认为，城郊区散煤治理将是未来压减燃煤计划中“难啃的骨头”。

　　北五环外，顺义区的高丽营镇，由于村子周边坐落3个大型劳务市场，成为数万来京务工人员集聚居住的地方。3月8日，新京报记者走进高丽营村，村道两边，随处可见散落的煤块，不成形地堆放在墙角边上。村民住的平房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烧煤球。

　　61岁的商先生说，每年11月开始，天气一转冷，外来人口众多，人人都自己支个炉子烧煤球。一到晚上6点，家家房顶上都冒烟，“早晨起来，空气中弥漫着煤灰味儿，窗台上一层灰，停在院子里的汽车上都能写字儿，一天都得打扫三四次”。

　　商先生告诉记者，每年冬天供暖，他都得用上3到4吨煤。但高丽营地区的煤炭交易很混乱，附近的煤厂很多，此外一年四季都有拉煤的小卡车在村镇上转，卖的煤大多价格低，质量差，容易点燃。“很多人图便宜，都买低价煤。还有的为了省钱，直接把劣质煤、柴火和纸盒塞到炉子里，烧出来的烟都是黑的。”

　　商先生说，曾听周边村子的人说，镇里要推进煤改电和优质煤品替代，“希望能快点推到我们村，如果能给部分补贴，干净舒适谁不愿意用电取暖。”

　　和商先生相比，住在大兴区西红门镇的赵女士就要“幸运”些了。赵女士所住的福星花园小区，今年冬天关停了燃煤锅炉，换上了全新的燃气供暖系统。

　　西红门镇地处城乡接合部。在新京报记者沿途走访的数十个小区、学校中，较新开发的小区基本实现“煤改气”，但旧小区仍在烧煤采暖，煤炉多为物业自管。此外，沿途的酒店、浴池等商用房屋的供暖多为自烧煤炉，也缺少相应的环保除尘设备。

　　顺义和大兴只是北京多个城郊区燃煤状况的缩影。公开报道数据显示，北京郊区农村每年冬季取暖用煤总量约为430万吨，涉及农村各类居民146万户，占全市全部用煤约20%，其中冬季取暖有80%以上的农户使用劣质散烧烟煤。

　　劣质煤通常含硫量极高，也没有通过相应的除尘除烟装置的烧煤炉子就直接排出，短时间内会造成大面积的低空污染。

　　依照北京市去年的计划，在散煤治理方面，截至2013年末，一是要在东西两城区实现4.4万户平房用户“煤改电”，二是在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推进“减煤换煤”，减少劣质燃煤使用总量80万吨。到2016年，基本实现农村地区炊事气化，2017年，实现居民用煤削减100万吨以上，剩余燃煤全部替代为优质煤。

　　“像电厂关停，采暖锅炉改造，尽管要压减的用煤量很大，但相对来说企业更好监管，其进程属于可控范围，可民用散煤监管起来就很难了。”中国煤炭质量监督检验站高级工程师王忠民认为，在目前北京压减燃煤的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远郊区和城乡接合部的民用散煤治理。

　　王忠民建议，要解决民用煤混乱的局面，应该尽快推动和落实优质型煤炭替代计划，一方面让政策补贴落实到位，另一方面是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和监管体系。

　　3月7日，北京市农委向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北京市劣质燃煤替换共计85万吨，完成此前80万吨的既定目标。今年起，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四区将纳入优质煤品替代的行动计划中，预计在今年年底将完成换煤100万吨。

　　专家建议加强政策支持

　　在散煤成为治理难点之外，“煤改气”过程中的供暖企业面临资金成本陡增和盈利艰难等一系列问题。

　　“过去烧煤供暖时，每年的成本在3000万元左右。今年改成燃气供暖后，成本增加至5800万元左右。”已经完成“煤改气”的北京科利源热力厂书记楼兆宪介绍，今年该厂覆盖的采暖地区，采暖价格已经从每平米19元上调到30元。“但燃气供暖涨价，加上政府补贴的部分还不足以消化成本增加的差额，还得通过内部降低成本来平衡全厂的收支。”

　　作为北京最大的供暖企业，北京热力集团总工程师刘荣表示，在过去几年中，集团在“煤改气”的转型道路上还有诸多挑战。首先是技术改造成本，员工需要重新培训，旧有的燃煤锅炉需要全面改造，过去的管道也需要重新铺设；其次，因为供暖涨价和新建燃气热力站，部分地区的居民反应强烈；再有，由于燃气本身带来的资金成本的陡增，短期内的收入又难以平衡，企业经营压力增大。

　　同样倍感压力的还有燃煤电厂。

　　“过去几年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燃煤盈利状况相对可观，一旦燃煤发电机组关停后，厂子就失去盈利能力。”石景山热电厂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燃煤机组关停后，电厂不会全部关停，部分设备仍然需要“冷备”，以保证能源供应的不时之需，而这就需要维护设施，又会抬高企业的成本。

　　高井燃煤电厂是北京计划最早关停的燃煤热电厂，其新建的燃气项目也是北京4大热电中心之一，但该项目较最初计划推迟了半年多。尚未关停的石景山热电厂和城东的华能电厂，由于燃煤机组投产较晚，使用寿命期较短，因此电厂方面也不愿过早关停设备。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北京市的几家燃煤热电厂，在环保上已投入巨资。石景山热电厂从2007年至今，已投入近12亿元用于环保设施，而北京市另一家面临关停燃煤机组的热电厂，去年投了100亿左右在环保设备上。

　　此外，对“煤改气”的电厂而言，最为担心的是未来燃气机组的盈利能力。

　　“从全国来看，目前很多燃气机组运行都是亏损的，各个地区调整了上网电价后，才逐步做到盈亏平衡。”一位行业内人士表示。

　　“燃煤改燃气后，企业增加的成本不是一星半点，资金和债务肯定会有压力。”王忠民认为，在未来政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对相应的产业应该加强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

　　王忠民认为，尽管煤炭燃烧量占据北京全市能源消耗量近3成，但总体来说，外部工业排放的输入，以及北京自身吸纳人口，导致的单位人均刚性能耗的基数太大，都是导致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雾霾需要综合治理，靠压减燃煤还远远不够。”

　　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如果周边地区不做相同程度的减少和整个区域的大气治理，对北京大气质量转好的作用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