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新一轮调整方案落下帷幕。

　　8月末,新个税法通过,最大亮点在于综合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万元/年),新个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最新起征点和税率。

　　如何评价这一次税改?

　　整理而言,本次个税修改有进步。个税事关升斗小民,政策基调是向中低收入者倾斜,首先,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体现了这一原则。其次,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列入抵扣范围,对于一般工薪阶层有不少实惠。第三是允许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三类收入在扣除20%的费用后计算纳税。上述修订之下,估算月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税负可望降低50%以上。

　　即使如此,不少公众还是对此表示不满,一部分原因起征点与大众预期距离不小,韦森等学者曾经提议8000元,大致来说是市场平均预期,而实际方案是5000元。另一方面还是在于税法本身结构问题,个税合法性部分基于其带有“劫富济贫”立场,但是由于税法自身结构缺陷,事实上很难做到这点,导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不仅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对于不同纳税人也缺乏甄别力。

　　例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蔡继明与学者王小鲁就撰文对税法进行建言,指出税法实行差异很大的分类计征方式,导致不同来源收入的税负严重不均等,比如工薪所得实行高额累进制,最高税率45%;经营所得最高税率为35%;财产所得(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其他所得的税率为20%。他们认为,这一结果是导致工薪阶层的中高层(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税负高,真正的富人和其他不靠劳动生活的人税负反而低甚至不纳税(二人建议全文可见《徐瑾经济人》公号)。

　　这几年来的个税改革,始终都是碎步改进,甚至在两会期间也不再是热门题案。近年来经济下行之下,减税成为大众共识,我也一直在专栏撰文呼吁,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呼声最高的个人所得起征点仍旧进展缓慢,个人所得税财政收入却一直高涨。2017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1966亿元,比2016年上升了18.6%;到了2018年7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速进一步上升到20.6%。对比之下,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仅为6.8%。如此情况,令人感叹减税之难,难于上青天,更不用谈税收之后的预算管理情况。

　　然而,当下仅仅关注个税并不足够,目前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保征收的变化。8月,相关部门表态,自2019年1月1日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这意味着各项社会保险费将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更直白说,很多企业以最低社保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做法很难持续了。

　　如此一来,即使有新个税减免,企业和个人可能面临收入减少。网络流传的一“5000收入表”要点就在于社保加纳而不是个税,按照起征点调整前,最低社保缴纳,个人到手4625元,“起征点”个人纳税降为0元,社保按照按照实际缴纳,到手4080元。同样的逻辑,有人以在上海月收入一万计算为例,如果此前是以下限社保结束缴纳,那么个人扣除社保后的工资9550.70元,企业所要缴纳的社保数额1335.06元;如果按照新方法基于实际工资缴纳,个人扣除社保后的工资是8950.00元,企业所要缴纳的社保数额3120.00元。如此一来一往,看起来个税降低了,社保实缴是大头,个人到手工资少了近600元,企业要多缴纳接近1700元。

　　如此一来,个人和企业规避社保实缴,将变得成本很高。理想的状态是遵守法规,但现实中不少中国企业习惯两本账,而一些中小企业往往按照最低限额缴纳社保,对于不少农民工而言,几年社保对于他们也远远不如现金实惠。社保新政下这些企业会提交很高成本,面临更大经营压力,这一切最终都会转嫁到员工身上,以裁员、压低工资等方式呈现。

　　一位来自江浙的读者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讨论中留言表示,他身边的服装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除了给几个骨干交社保外,其他的工人都不参与社保:“以一个400人的服装厂为例,如果给每个人按最低系数缴纳,需要每月每人净增1200元,每年净增社保费用近600万,而一般情况,这样400人的厂一年能有300万的利润就不错了”。

　　依法用工很正确,社保看起来也是个好主意,给予个人晚年最低保证,这并没有错,但是实施中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始终存在。目前新政意图,或许还在于弥补养老金亏空。据清华《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201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计记账额达到47144亿元,而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额只有35345亿。这意味着,账上的钱比支付义务少了1.2万亿,而且随着中国人口老化日渐严重,未来这一情况日渐严重。

　　养老金亏空与经济放缓、管理不善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都有干系,养老将是日后最为重要的社会议题之一,这甚至会引发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世代冲突。根据中国人口学会、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报告,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5%左右。

　　在阶层流动日益放缓的软阶层社会,长寿不仅不是祝福,很可能是一场噩梦。你今天缴纳的社保,几十年前究竟有多少购买力只有上帝知道。日本韩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使在这些已经迈入富裕国家行列的国家,在其城市光鲜角落却涌现一些老年尚在努力工作的人群,诸如《老后破产》等著作也记录不少。这些被称为“下流老人”的老年工作者,不少年轻时代也曾努力工作,但最后却因为养老金、疾病、衰老等因素却没有安逸的晚年。

　　这种情况在中国也会出现,广场舞大妈以后会减少。中国养老之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重大问题,是因为现在工作人口其实承担了养老的巨大亏空,一旦今日的农民工逐渐老去,他们的晚景和今天的城里大小中产一样,都会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

　　这一问题不可谓不严重。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在中国各类税费本身已经居高不下之际,社保本身就是企业的重大成本。如果在经济下行之际强行推进社保实缴,很可能伤害部分企业。谁能真正弥补养老金亏空?对此,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实际上,很多学者常年呼吁,将国企分红甚至国企股份划转社保,应该是值得政府认真思考的可能措施。作为全民所有的国企,其所得以社保方式返还给全民,不正是全民所有制的本来含义吗?

　　目前来看,调整个税和社保实缴更像是一组组合拳,个税有所下调而社保有所上升,且下调不如上升,以此弥补财政空虚。这看起来对财政有赚不赔,但是问题在于,最终财政收入是来自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养老金来源本质上依靠企业创造收入的增长。当前唯有更大步伐的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负担,才是谋求国家经济长治久安的正道。一时的财政收入增加,与众多中小企业的兴旺发达,谁重谁轻,历史最终会说明一切。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亦为经济人读书会创始人,近期出版《不迷路,不东京》,公号《徐瑾经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