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我们需要看看城镇化还有哪些潜力。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就业,就持续时间来看也比较久,但是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我们需要解决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问题。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来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
周其仁:
把大片农村土地划入城区的动力异常强大,但为进城农民提供合法居住空间的努力微不足道。如果不遏制这个势头,通过深化改革从根本上拆除这架不断驱动与民争利的畸形发动机,“人的城市化”就永远不可能与“土地城市化”自动匹配。回避实质的体制障碍和继续改革的议题,“人的城市化”云云,不过是一句口号。退一步,即使单独讨论“人的城市化”,当务之急是保住进城农民的落脚之地。
连平:
我国城市化道路还很长,要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撬动内需增长潜力。应加快推进大中小各类别城市群规划建设,在深化发展初步形成的12个国家级城市群的同时,加快区域性城市群和中小城镇发展。推进城市群之间和城乡之间联动发展,实现跨区域城市群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协调联动。适度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东中西部区域差异。确保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逐年提升,释放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在公共教育和健康方面加大资源支持力度,培育新人口红利,提升单位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人均GDP的关键。
谭浩俊:
要减轻一线城市的人口压力,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提升其他城市的吸引力,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让其他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能够扮演吸引各类人群的角色,不要让一线城市成为城乡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就业创业的唯一选择,从而让太多的人聚集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房价过高也与各类人群的过度集聚有关。就算是炒房的结果,也与城市人口的泡沫化不无关系。实际上,不管哪个一线城市,按照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都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房价。
贾康:
农民工的市民化前些年有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大家几乎“一股脑”地首选大城市,最好是一线城市,因为就业机会多,发展前景广阔,但是目前来看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压力。现在三四线城市要想去房地产库存,让这些所谓最值得给他们提供“住有所居”条件的农民工相对顺利地进来,还必须要有配套的产业和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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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
未来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年人口负担。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在2010年之前60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欧洲,在2010年之后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欧洲,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相当于欧洲的1.58倍,65岁及以上人口相当于欧洲的1.8倍,分别占世界总数的24.6%和23.5%。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来临使得老年抚养系数迅速提高。2000年,中国平均9.1个劳动力供应一个老人,2020年平均5.9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平均2.7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邱晓华:
中国的人口不再年轻。国际经验表明,年轻型人口是一个加速增长的经济体,一个老龄化的人口是一个不断减缓的发展集体。今天的欧洲和日本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到去年为止,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两亿多人,占全部人口比重已经是16.1%,已经进入了一个老龄化社会。同时,年轻型人口在减少,80年代中国出生的人口两亿两千万,90年代中国出生人口两亿,而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国出生人口只有一亿多,已经出现了一个递减的发展态势。这也是中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必须优化人口结构。
李佐军:
万众创新的难点和障碍,一是统一思想与创新意识培育的协调;二是产权保护制度和法治建设滞后的制约;三是垄断、特权、地方保护对创新的抑制;四是土地、能源、环保、人才、资金、物流、税费、交易等成本上升影响创新;五是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不到位制约了创新;六是引导创新的政策不协调影响创新。
任泽平:
今年货币政策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今年货币政策肯定是紧的。监管层要防风险、去杠杆、控房价,美联储还要加息,所以今年的货币政策不可能松。第二,今年货币政策是有底线的紧。今年稳中有进,稳字当头。
杨国英:
保险业需要的是有效增长,更准确地说,需要更好地满足社保不能满足的社会保险需求,而不是靠理财业务的扩张推动野蛮生长。目前保险业虽然发展很快,但却明显背离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对理财业务的倚重则与日俱增。保险公司适度发展理财业务无可厚非,但如果任凭高收益、短期限的理财业务喧宾夺主,那就是不务正业,其中不仅存在资金短期错配的现实风险,更会贻误中国保险业探索根本出路的时机。
管涛:
不能把人民币加息作为“稳汇率”的手段。有人认为,针对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我国应该考虑提高人民币利率。对待这种建议需要非常慎重。首先,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要不要加息,关键要看国内经济运行和物价走势;其次,尽管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大家认为货币政策目标应该考虑金融稳定和资产价格,但利率政策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政策工具尚无定论。总的来讲,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短期看,将有助于收紧境内货币金融条件,保持人民币正利差优势,缓解资本外流压力;长期看,将有助于抑制资产泡沫,提高金融体系稳健性,夯实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金融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