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王蓉蓉、杜镇杰在长安大戏院粉墨登场，以一出经典名剧《状元媒》拉开北京京剧院院庆30周年庆祝演出的大幕。随后梅葆玖、谭元寿、张学津等剧坛名宿都将一一登场，以19场演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而立之年的北京京剧院。

　　北京京剧院成立于1979年，北京京剧团“五大头牌”以及梅兰芳等四大名旦都汇聚于此，成为京剧界的“聚宝盆”。30年间，这个“聚宝盆”富过穷过，跌倒过几回，又再爬起来。而近5年，他们每年的演出场次和经营收入都是国内京剧院团中最多的，又成为了票房“聚宝盆”。

　　一个甜头吃了20年

　　北京京剧院可以说是全国京剧院团中的“80后”，思想新潮而大胆，总走在别人的前面。建院30年，大的改革就有三回。

　　早在1981年，就由著名京剧艺术家赵燕侠推出了“死分活值”的试点改革，将劳动与报酬挂钩。1989年，他们又推出极具创意的“竞标者自组阵容竞聘”。“当时大家都等着看我们笑话呢，说算是骑上老虎了。可是后来我们一晚上能挣三四千元的时候，那些看笑话的又跑来央求，能不能每周让他们也演一天。”北京京剧院前任副院长陆翱回忆起20年前与梨园剧场的合作，至今依然非常得意，那也是1989年改革成果的一个“活标本”。

　　1990年，北京没有面向游客天天上演京剧的演出场所，北京市旅游局找到北京京剧院合作，在梨园剧场演出京剧。业界对这种合作并不看好，对京剧院和梨园剧场采取票房分账风险共担的方式，也很难理解。当时的院长李慧生要他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但谁也没想到一次勇敢的尝试就尝到了甜头，而且这个甜头一吃就是20年。至今梨园剧场还是北京京剧院的忠实伙伴，这里不仅成为北京京剧院重要的票房产地，还是年轻演员的最佳练兵场。

　　从找市长到找市场

　　现任北京京剧院院长王玉珍曾经有一项特长，那就是向市长要钱。她1997年上任之初，“没钱”是北京京剧院的最大难题，离退休人员的医药费要报销，团里的服装都有好多年没有更新了，“演员穿的鞋破了，为了不让观众发现，就用墨把露出来的脚趾涂黑”。面对如此窘境，王玉珍一方面在京剧院推行第三次改革“基层干部竞聘上岗”，另一方面她也练就了找市长要钱的本领。

　　但在用完2003年要到的500万元置装费后，再有本事也不能找市长了。“你找市长也没用，政府每年给多少钱，都得提前申报预算，而且申报了也不一定批准，院里想添一台摄像机录制老艺术家的表演，就没有批准。”随着政府拨款方式的变化，找市长要钱还不如直接找市场要。

　　“每个团每年都有场次指标和收入指标，即使像迟小秋、王蓉蓉、李宏图这样的大腕也要跑市场。”王玉珍说。京剧院下属三个团在市场营销方面，各有各的高招。为了开拓市场，他们不仅立足北京，还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演出基地，很多市场都是靠团长们利用自己的名角效应拼出来的。迟小秋率领的青年团一直占领着东北线的演出，现在又开辟了台湾地区的市场；李宏图率领的梅兰芳剧团则以河北为主要演出基地，比如霸州市的“月月唱工程”他们就是主要演出团体，一场演出费最低6万元。梅团同时在北京朝阳区大戏楼长期驻演，仅此一项一年就有270万元的收入。

　　从2004年开始，北京京剧院连续5年实现演出收入持续增长。2008年全年演出收入1700万元，是2004年的两倍还多。而今年仅春节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三个团就演出100多场，收入300多万元。

　　戏好才有好日子

　　“要想过好日子，首先得戏好。”这个看似朴实的观点，是王玉珍在几十年艺术生涯和近20年管理经验中得出的真理。多年来，北京京剧院一直奉行“精品剧目树形象”的原则。

　　除了1995年第一届中国京剧节只做了祝贺演出没有参赛外，随后几届他们先后推出《风雨同仁堂》、《洛神赋》、《梅兰芳》、《下鲁城》等剧，每次都不负众望摘金而归。2000年开始推出的6本《宰相刘罗锅》更是艺术市场双丰收，不仅在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中名列榜首，同时还连演108场，票房收入1146万元。

　　紧紧抓住大型精品剧目创作的同时，北京京剧院坚持“抓大不放小”，独创小剧场京剧品牌。10年来连续推出《马前泼水》、《阎惜娇》、《玉簪记》、《浮生六记》等剧目。王玉珍表示，小剧场京剧目标很明确，就是主攻黑头发群体。“小剧场演出是年轻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将京剧移植到小剧场，就是为了从心理距离和空间距离都接近年轻人。”

　　在小剧场京剧基础上，京剧院还努力开拓校园演出，一方面让年轻人有了接触京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让京剧院的年轻演员获得更多演出经验。近两年来，他们已经在校园演出近百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