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对多变的世界格局,21世纪的首都北京要在时代的演进中焕发出千年古城的崭新活力,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破题之举。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对新时代的首都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如何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又如何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中凝练这座新兴之城的底蕴、勾勒它的未来?
日前,由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通州区委区政府共同策划编辑,《文明》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通过梳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历史与现实,从中华运河文明史的尺度,把握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北京之间一脉相承的京畿文化与辅佐关系,阐释运河文明在两者关系间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从通州绵延的历史人文风貌角度,阐释其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合理性与独特性;从文明升华的高度,阐释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既是运河文明形态升华的必然趋势,又将反映当今世界城市文明转型与升华的主要特征。
该特刊以文明传播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希望成为读者“读懂”副中心的全息名片和百科手册。本报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综合局、《文明》杂志社合作,今日起连载《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特刊,以飨读者。
京杭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端,一座经过国家战略部署和科学规划的新时代精品城市,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何以如此?这是怎样发生的?让我们回到中华文明史中寻找答案。
人类进入文明阶段,是以距今7000年前后,欧亚大陆几条大河流域所产生的四大核心文明并形成文明圈为开端的。其中中华文明更是拥有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这四大文明带。
2500多年来的中华大运河,它的非凡之处首先在于它开凿的长度和跨度,既贯通黄河文明带、长江文明带,也联通长城文明带和海洋文明带,并与各文明带共同构建了一体化的以政治民本、经济民生、文化民心和生态民享为特质的中华文明总体形态。北京就处于长城文明带与运河文明带交汇处,通州处于运河文明带的北首枢纽。
大运河开凿之后,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统一和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华大型文明体之首都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多元发展,也使通州成为促进首都北京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支点。
文明直通
古代通州的历史渊源与传承
据历代通州史志记载:远在颛顼、帝喾时代,这里属畿内地;尧、舜、禹以及夏和殷商时期分别为华夏九州之冀州、幽州所辖;西周及战国时期,这里属燕国所辖。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的华北平原面向渤海与黄海的大通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原来的燕国都城——蓟城成为统一国家的北方军事重镇和联络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通州也成为水陆要会,沽水与蓟襄驰道于此交会,所以,秦朝用沽水转运沿海地区粮物,供给长城将士。可以设想,也许今通州城东北运河及其水网岸边,在秦始皇时就已经设置漕运码头了。
《汉书》记载:通州成为大汉王朝的渔阳郡路县。公元25年,东汉军队在燕山脚下潞水河畔取得统一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把路县改名为“潞县”。从东汉末年乌桓活动于通州地区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通州这块土地上一直上演着北方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历史大剧。
后来,北齐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并在燕山南麓大规模修建长城,潞县成为其管理多民族经济交易的关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叛唐。在唐朝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突厥、靺鞨、奚、室韦和契丹人大部内迁幽州,潞县成为主要移民地之一,再次迎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
五代十国时期,潞县先后归属大燕、后唐。后晋石敬瑭为夺取政权求助于契丹,于天福元年(936年)把包括潞县在内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幽州潞县户民被置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与渤海人杂处。他们带去了幽燕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促进了汉族和契丹之间的民族融合。
路潞相通
中华运河文明带的北首枢纽
中国大运河是什么时代出现的?距今2500年前,轴心文明时代开始,中国出现了长城、运河这两个重大文明现象,为后来中国的大一统文明奠定了发展规律和发展秩序的基础。这是中华运河文明史与中华长城文明史的开端,丝绸之路随之诞生。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位于扬州与淮安段,对于沟通长江、淮河起到关键作用。公元前360年魏国开凿的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位于古代荥阳成皋一带,到隋唐大运河时期,沟通了北至潞水的全部河流。
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这就是中华运河文明带的起源,将贯通长江文明带与黄河文明带,其中通州地带的水网与驰道从秦汉以来就是运河文明带的北首枢纽。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大批军士携粮草从淮河、黄河流域一路沿史籍中“水”“沟”“渠”等命名的河道北上,数以千计的军用船只进至燕山南麓的潞河水网地区,就是通州到蓟门一带,进入燕山山脉围剿叛军。这四通八达的水道为后世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永济渠延展到通州水网地区,今天通州所辖乡镇发现多处古河道证明了这一史实。
隋唐大运河的北首就是通州地界,连通海河的前身和上游潞水等水网。潞水是北京地界的多条河流汇流,但是因为洪涝和淤堵,也多有分流改道合并于新河道的情形,永济渠和北运河就是这种汇流的新河道,这是潞水名称消失的原因。元代人马祖常有诗云:“潞水年年沙际流,都人车马到沙头。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
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自辽以来历代建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发挥了全国交通大动脉的重要作用。地处商流、物流、客流要会的通州,不仅获得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且使得皇家文化与民间文化在此交融,南北文化在此交合,东西方文明在此交汇,宗经正道与谶纬之说在此交缠。数百年间的碰撞、融合与发展、延伸,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文化与北京人民的精神品质。
北京为东方大国首都
通州乃京畿门户
自元代开始,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北方由于连年战争,形成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在南方的局面:“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为供给驻扎在北京的大量军队,从南方运送粮食,朝廷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取直修建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史称“京杭大运河”,既是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大动脉,也是保证王朝统一稳定的生命线。而通州由于在漕运仓储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扼守北京东部的门户。
元世祖二十九年(1292年)春,元廷采纳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建议,修凿大都运粮河,引昌平白浮泉水,西折南转,会西山诸泉,入大都城西水关,经积水潭、今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东流,至今朝阳区杨闸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并建闸二十四座用以节水,次年秋工竣,赐名“通惠河”。至此,可乘舟自大都直达杭州,这就是京杭运河的雏形。
明朝时,通州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朝廷和顺天府的部分功能。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兴府改名为北平府,成为北直隶九府之一。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同年更名为顺天府。通州属于顺天府下辖州,作为特殊的漕运仓储枢纽,在各州县中地位很高。明代的通州不仅要向顺天府负责,还要协助户部、工部、漕运总督署等部门管理粮仓和河道治理等工作。都察院、户部、工部、礼部等部门也在通州派驻分支机构。
伴随着长城文明带和运河文明带的形成和发展,北京及其门户通州就处于长城文明带核心地位与运河文明带北首地位的交汇处,1400年来,见证了历代文明盛世的宏大景观。
陆海联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人文脉络
亚洲文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距今5000年前以来,中华文明圈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文化最多元、人口最众多而文明融合度最高的区域。距今2000多年前以来直至19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产出的70%以上在运河文明带及其所联通的中国渤海与黄海、东海、南海等三大海洋文明带。
历史资料显示,在7世纪到11世纪的隋唐大运河及其数百条主流和支流河畔,14世纪到19世纪的京杭大运河及其数百条主流和支流河畔,民生产业及其交易市场分布得最为密集,因而具有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
通州位于北京东南方位,是北运河的起点。向北向西,融合各民族于平原关城;向南,可浚南水而润都;向东,畅达渤海。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通州曾经是仓储漕运重地,江南塞北物资交流的枢纽,素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通州的重要意义远不止仓储漕运重地可以囊括。
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勘探了122万平方米、发掘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周边的墓葬群。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通州地理之枢机、经国之锁钥的重要地理地位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通州的通,一是来源于陆路的路,二是水路的潞,正是古代民族大融合的走廊。从“路”到“潞”再到“通”,表明了通州作为民族融合要冲和重镇的发展进程。
隋唐之后又有党项、金、契丹等民族兴起,元之后代之以蒙古、满、回等,这个历史进程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人文脉络。从隋唐开始,中国进入了“亚洲之中国”的文明史时期,盛唐气象极其壮丽,以至于后来外国城市中的中国人贸易生活区就叫“唐人街”。
在通州作为北齐长城的关城之后,隋唐大运河直达通州水网地区,运河文明带完整形成,经过宋金辽时代,运河文明带与长城文明带汇聚融合于通州至北京城的通惠河与官道上。
从秦汉到宋金辽,运河文明带以西安、洛阳、开封通往西域为政治中心线,从元代开始,运河文明带以北京、天津为政治中心线,海上丝路连通了亚非欧美大洋五大洲。
通州城南关发现的北齐长城遗址印证了通州的陆路交通地位,通州是管理生产贸易税的陆上关城,而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则确定了通州的水网交通地位:水关物流中心。
北京成为金中都后,京师漕运大规模开始,通州此时得名。通州直接通往北京城的河道不断开挖、淤堵、修闸的历史也由此开始,元代开通的通惠河,更使得通州成为北京城的物流仓储、贸易市场和人流中转的“副中心”。
盛世大景观
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节点
1275年,来自古罗马文明故土的马可·波罗抵达北京,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还经过通州沿运河游历到江南。伴随蒙元帝国把丝绸之路向西直接贯通到欧洲,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北上,经济中心南移,京杭运河把中国南北经济大贯通了,凸显了通州作为京畿门户的文明史地位。
此时,中国的黄河文明带、长江文明带、长城文明带、运河文明带组成超大文明体。向西覆盖西藏、西域,向北覆盖漠北、大兴安岭、俄罗斯远东和渤海、朝鲜半岛等,向东辐射日本,向南辐射东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印度洋,海上丝路通向欧洲和美洲。其中运河文明带贯通了南北五条通海的大河流域,从东海内联直达渤海,与长城文明带深度融合,以京畿门户通州为北首的大运河两岸,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密集的城镇和人口、产业和商业,引领和促成了渤海黄海文明带、东海文明带和南海文明带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大繁荣。
从通州到天津的北运河可能是当时中国大地上最为繁忙的运河,即便是华北平原上的运河因天灾人祸而断航,江南和江淮的物资由海运北上,经过天津一带港口,最终还是要通过北运河进入通州和京城。
北京成为首都之后,在“世界之中国”的文明史上,运河文明带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和外来文化大交流具有至关重要的功能,通州就处于这种功能的门户节点上。
南方各地政府官员和东北各民族头领觐见皇帝、大批传教士来华、留学生来华、外国重要贸易代表和外交使节来华,大都经运河交通到京城,进京第一站的驻留地就是通州。从13世纪马可·波罗来华之后,到18世纪之前,是通州最繁荣的时期,利玛窦等多名西方人在通州上岸了。
中华长城文明史与中华运河文明史在北京作为文明体首都之后充分融合了。历史上有上百个民族融入中华文明共同体,如今我们叫作“京津冀一体化”或“首都城市圈”。
千年大计
文明大国的新时代首都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文明的大发展,世界城市史上的通病“大城市病”也在中国出现,成为世界超大城市的北京,经济文化的集聚效应逐渐变成了“拥堵效应”。
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后指出,北京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抓牢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突出和强化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核心功能,集中力量打造城市副中心,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构建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副结合的新格局。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并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进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设计建设,将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作为城市副中心的使命目标。同年,肩负战略使命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其行政办公区开工建设,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新命名的古老通州再度一跃成为“国之大者”。
201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副中心建设拥有了法定蓝图。2019年1月,随着首批北京市级党政机关平稳顺利入驻,副中心正式成为北京市行政中心,从此掀开了“生机勃发”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北京城市副中心,承载了文明大国的历史传承、精神标识与当代气质。新时代的中华城市文明发展将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将延续和标识2500年以来的中华运河文明史传承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