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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济”释放中国经济新红利

2014-11-18 00:00   来源:人民政协报

  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问题凸显,未来6年,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处于历史关键节点。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释放市场经济的新红利,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将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后,国内外对自贸区的关注就一直热度不减。上月底“上海自贸区”挂牌满一年后,将“上海自贸区”的形式以及积累的创新经验在全国更多地方推广的呼声越来越高。近日,有消息称第二批地方自贸区的批复进展名单即将出炉。

  事实上,早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前后,一些省市已提出要争报自贸区方案。今年初,各地召开两会期间,全国共20多个省(区、市)都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表示,将对接、准备或申报自贸区列为2014年的工作重点。

  但在近一年时间里,第二批自贸区申报却迟迟未能落地。究其原因,就是高层希望看到试验区能取得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在“上海自贸区”挂牌一周年之际,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终于迎来“开花结果”的时机。

  “上海自贸区一年来的探索积累了很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我认为核心就是建立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制规则,而这正体现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等内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改革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现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必须强调地方的试点、地方的创新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因此,“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经验,比如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应尽快复制推广至其他区域。

  “上海自贸区”的法治亮点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周年之际,这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被归纳总结为四大制度创新成果——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平稳运行;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基本确立;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基本形成。这四大方面共形成了21项可以在全国或者部分地区推广的创新制度,其中包括投资管理方面的6项、贸易监管方面的9项、金融创新方面的6项。

  这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最广泛被诟病的,是政府过多的微观干预,这也最集中表现在前置性审批制度上。通过负面清单将前置性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则可以看作是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规范。

  负面清单,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其中要列明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同时,在负面清单内,标准化审批,减少自由裁量,以阳光的“办事环境”来杜绝灰色的“抽屉协议”。

  2013年9月30日,“上海自贸区”挂牌之初就发布了2013版负面清单,这也是我国首份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和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全部改为备案管理。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上海自贸区”又发布了2014版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从190项缩减为139项,调整率达26.8%。与此对应,在2013年发布的23项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措施基础上,2014年“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提出了涵盖18个国民经济大类的31条开放措施。

  “‘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是‘上海自贸区’最大的亮点,就是以法律法规形式限定企业‘不能做什么’,并以‘清单’方式明确列示,法无禁止即可为,打造透明阳光的市场规则,体现了‘法治’、‘放权’的改革思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

  事实上,进入“上海自贸区”的上海外高桥综合服务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块招牌。而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自贸区”一周年总结会上,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谈及经济建设成果,最先说的也是法治,而不是经济。

  在朱民看来,一年时间内,“上海自贸区”新设企业数量由设区前的8000多家猛增到2万多家;外资准入管理原有1000多项审批,减少到今年的139项,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积极性来自于法治规范的改革红利”。

  今年8月1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条例》定位为综合性立法,集实施性法规、自主性法规、创制性法规的性质于一身。

  在赵晓看来,《条例》不仅为自贸区在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均起到积极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于自贸区与国际的接轨呈现出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上海自贸区’的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是建立在规范化的法律制度体系基础上的,就是以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市场经济始终在更高水平的法治经济轨道中运行,让企业更加有法可依,享受公平待遇。”赵晓表示。

  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等,将法治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高度。

  在迟福林看来,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推进依法治国,可以在多方面释放改革和经济的新红利。

  “当前,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问题凸显,未来6年,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处于历史关键节点。加快推进法治市场经济进程,完善市场经济法治建设,释放市场经济的新红利,不仅能为保持7%左右的中速增长奠定坚实基础,而且将为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因此,需要将建设法治市场经济摆在突出位置。”迟福林表示。

  中金公司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也提出:依法治国在经济的层面上,实际上是确立政府权力与市场的边界,这在当前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依法治国的贯彻执行,将进一步针对当前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清晰的核心问题,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效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鼓励创新,增强整体经济和盈利增长的可持续性。

  对此,十一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也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法治经济,通过法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能够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依法治国对于规范经济秩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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